退休快12年，每每想起检察工作，恍如昨日。
我是1979年检察院重建那年考进蜀山区检察院的，是地道的建院“元老”。在此之前，我在合肥手帕厂任政工科长，法律对我是陌生事物，之前从未接触过。但我凭着不服输精神、刻苦好学作风，从书记员干起，通过自己不懈努力，渐渐成长为院里业务骨干，最终走上中层领导岗位。
记得刚进院时，全院只有8人，没有办案用车。当时外出办案都靠步行、骑自行车或挤公交车。虽说条件艰苦，但我们工作热情很高，干得有声有色。现在院里的办公办案条件不知道提高多少个层次，仅办案用车就已增加到10辆，记录笔录，动口不动手，语音录入。干警们不是本科生就是研究生，领导岗位上多是年轻人……
1984年，我对一起涉嫌盗窃案进行审查起诉时，因案情需要，须向其亲属了解一些情况。当天一上班，我跟分管院领导汇报后，便与同事一起前往嫌疑人居住地肥东撮镇一个村子里。那时候，没有手机、导航，连固定电话也很稀罕，加上交通不便，具体地点很难找。就这样，我们两位中年女同志，骑着自行车，边骑边问，经过3个小时跋涉，终于找到嫌疑人的住所。此时已过了午饭时间，嫌疑人母亲见我们大老远骑自行车来取证，很受感动，趁我们作询问笔录的间隙，偷偷到厨房为我们每人打了三个荷包蛋，用糖水和好端上来。我俩见状，坚决推辞：“我们在路上吃过了”。
办案不怕吃苦，也需要较真。记得1990年，我办过这样一起故意伤害案。嫌疑人刘海与被害人郑军因琐事发生冲突，刘海从地上拾起砖块，砸向郑军头部，致其头部受伤。后经鉴定，郑军因外伤致完全失去听力，构成重伤。我审查卷宗后，提审了刘海，也找来郑军询问案情，发现他根本听不到我说话。凭着多年办案经验，我心存一个疑问，一砖头击打就可以使人耳聋，而且双耳全部失去听力，这种情况太少见。我决定搞清楚致伤原因，最起码要用证据说服自己，绝不能被一份医学鉴定束缚我的思考。我通过在医院工作的同学，向五官科医生请教，医生说这种伤情临床十分罕见，他都没见过，但也不能排除砖头击打后，丧失全部听力这种情形。
还是没有准确结论，我怀着试试看的心情，来到被害人郑军工作单位调查情况。刚想进入该单位，被看门大爷拦住，“你找谁？”“我是检察院的，找郑军。”我边掏证件边回答。“哦，就是那个烧锅炉的郑龙（音）子”。“什么郑龙（音）子？我找的是郑军！”我怕大爷听不清，提高了嗓门。“没错，就是他，他耳聋，啥也听不见。”大爷用手指着自己耳朵说。我这才明白过来，赶紧向郑军领导和同事了解相关情况。原来，郑军几年前进厂时，就听不见，平时与人交流基本靠手势。回来后，我让公安机关为郑军重新作伤情鉴定。经鉴定，郑军伤情为轻微伤。对此，公安机关撤销案件，释放了刘海。
退下来也没闲着，2014年12月，我被合肥市医患纠纷调解委员会聘为人民调解员，为维护医患双方的合法权益和正常的医疗秩序继续发挥着余热。
现在我常想，只要选择投身检察事业，不管时代如何变迁，不管是在岗，还是退下来，条件如何改善，一颗检察人的初心不能变，对正义和法律的信仰不能抛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