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晋穆帝永和九年农历三月初三，是一个好日子。“三月初三天气新，长安水边多丽人。”这一日，距离长安城一千多公里的会稽山，似乎感受了云集而来的才气，天朗气清，惠风和畅，连时光的流逝都变得分外柔情。这一日，包括王羲之、谢安、孙绰、支遁在内的42位文人雅士在会稽山北面的兰亭搞了个小聚会，与会者列坐在蜿蜒曲折的流水两旁，饮酒赋诗，各抒怀抱。
魏晋三国是一个名流辈出的时代，“三曹”父子、建安七子、竹林七贤、“三张二陆”“两潘一左”，每个人单独拎出来都能说上一车的故事。在中古时期甚至更早，三月初三是一个重要的传统节日，俗称“上巳节”。王羲之于是广发“英雄帖”，搞了这么一个兰亭集会。
不过也有人说这是一个军事会议，当时正逢乱世，时局动荡，东晋王朝内忧外患，作为琅琊王氏的子弟，时任右将军、会稽内史的王羲之，不可能只想着安乐，清谈避世。更何况这次集会，王、谢、袁、羊、郗、庾、桓等魏晋以来最为显赫的世家大族的代表人物差不多都到齐了——国家正面临忧患，军政大员却聚在一起饮酒作乐，这太不符合常理。所以，这次雅集有一个更重要的目的——商讨对敌策略。
然而，文人儒将自有一种风范，谈笑间，决胜千里。譬如当时年纪尚轻的谢安在30年后闻得淝水之战大捷的消息时，与人围棋如故，客人再三追问，他才慢悠悠答道：“小儿辈已破贼。”明明是全局的擘画者，却搞得跟自己没有关系一样。正因如此，在这些人身上发生再神奇的事情我们都觉得是理所应当的。于是，作为军事会议余兴节目的“曲水流觞”无意间竟成了千古美谈，而本应作为重头戏的机要会议讲了些什么内容、得出什么结论，反倒没人知道，也没人关心。
其实，不独名士风流的魏晋时代，初唐时期，上元三年九月初九，洪州都督阎伯屿在滕王阁大宴宾客，打算让女婿吴子章作序一篇以当众显示才学，结果被赶路的王勃撞了个正着，一篇《滕王阁序》技惊四座，名传千古。清代，乾隆三十七年三月，安徽学政朱筠在采石矶太白楼举行盛会，邀请八府士子一起作诗，时年24岁的黄仲则援笔立就，写出名噪一时的《笥河先生偕宴太白楼醉中作歌》，与会众人争相传抄，竟使得小县城“一日纸贵”，甚至连他的穿衣风格也成了一种时尚。放眼望去，满城都是“白袷衣”……
如果没有兰亭边上的那场盛事，永和九年只是一个寻常年份，与永和八年、永和十年没分别。但有了“兰亭雅集”，一切就不一样了。千年过去，人们早已忘了历史上出过多少个帝王将相，忘了会稽山境历任市长、县长，唯独对兰亭集会和《兰亭集序》记忆犹新。后人到了此间，睹物思人，自然也会想起永和九年的那场酩酊大醉。
在古代，凡朋友间聚会，酒是少不了的。“兰亭雅集，曲水流觞”的传说便与酒有关。所谓的“曲水流觞”，其实是“一觞一咏”。临流赋诗，有人言志，有人载道，有人放浪形骸，引吭高歌，魏晋人的洒脱在冉冉流逝的时光中一览无遗。
半日下来，42人共得诗37首，遂汇诗成集，写序言这件事便落在了主持人王羲之的头上。这幅有如“神来之笔”的作品成了后世书家翻不过去的一座高山，更被宋代书法家米芾称为“天下第一行书”。据传，王羲之酒醒之后，也曾对着《兰亭集序》反复临摹，却再也写不出醉时的神韵。
《兰亭集序》的出名，还产生了许多连环效应，与这次集会产于同一年的写有“永和九年”的古砖便成了“名砖”。清代书法家梁同书就曾因为得了一块永和九年的砖砚而喜出望外，还专门题写了一个砚铭：“顽物千年遂不磨，不知荡蹫几沧波。昭陵玉匣今安在，断甓犹传晋永和。”
我想，王羲之应该感谢兰亭，如果没有兰亭，他纵有入木三分的本事，也就只是个右将军，只是个书法家而已。华夏五千年，出过多少个右将军，又出过多少个书法家，能有几个像他一般备受推崇呢？兰亭也应该感谢王羲之，没有王羲之，兰亭就只是兰亭，与任何一个亭台楼阁没有区别。
诗人张枣有两句诗：“只要想起一生中后悔的事，梅花便落满了南山。”或许，很多年以后，当有人问起永和九年发生了什么的时候，“兰亭雅集，曲水流觞”这个故事仍将被人挂在嘴边吧。
“君不见兰亭修禊事，当时坐上皆豪逸。”可能是因为这场盛会打下的烙印太深，两年之后的永和十一年，王羲之江湖归隐，有人则用“建书楼，植桑果，教子弟，赋诗文，作书画，以放鹅弋钓为娱”概括了他啸傲林泉的生活。
如今，会稽山还在，兰亭还在，只是不知道现代人还剩下多少临流赋诗的才气和豪情？或许，今人对于永和豆浆远比对永和九年那场盛会来得熟悉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