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网1月2日讯 智慧社会的犯罪已然转型、变异，日渐智慧，智慧社会的犯罪治理自当更加智慧、智能化，而彻底摆脱本能反应、原始报复、同态复仇的传统模式，要更加理性而摆脱感性，应对犯罪的理念、模式、制度、规范等都要与时俱进。
改革开放40年，中国的社会变迁之快前所未有，世所罕见，中国已经从农业社会过渡到工业社会、商业社会，并迅速迈进信息社会和智慧社会。
党的十九大报告正式提出建设智慧社会，这是在智慧城市建设经验基础上迈向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大步骤。所谓智慧城市，是运用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空间地理信息集成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促进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和服务智慧化的新理念和新模式。而智慧社会则是继狩猎社会、农耕社会、工业社会、信息社会之后，在智慧城市普遍发展的基础上，以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逐步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一种新型社会形态，也可以看作信息社会的高级阶段。
智慧社会具有网格化、扁平化或节点化、去中心化的特质，因而智慧社会的治理也具有开放、共享、多元互动、协同治理的特点。智慧社会将是人类社会发展历程中的一次全方位、系统性变革，其发生规模、影响范围和复杂程度远超以往，将彻底改变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重构个人、企业、政府、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变革社会治理模式和国际竞争格局，给人类社会的发展走向带来持续且深远的影响。
然而，智慧社会也不是全能或全自动的社会，不是基于人为设计或制造的机器或系统，而更多是一种客观存在或历史延续。智慧社会只是试图对客观存在的社会加以智能化改造。这种改造远非全面而彻底！此外，如同世界上没有完美的技术系统一样，智慧社会也远非完美，也存在犯罪，甚至产生犯罪。例如AI等新技术的应用也会催生新的犯罪如机器人犯罪。现实社会均是包含了致罪基因的社会，因此，智慧社会的治理必然也必须包含犯罪治理。
为了适应社会变迁、应对新的挑战，习近平总书记近年来多次强调，要提高社会治理的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和专业化水平。2018年10月31日的中央政治局学习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就人工智能发表重要讲话，指出：要加强人工智能同社会治理的结合，开发适用于政府服务和决策的人工智能系统，加强政务信息资源整合和公共需求精准预测，推进智慧城市建设，促进人工智能在公共安全领域的深度应用，加强生态领域人工智能运用，运用人工智能提高公共服务和社会治理水平。这些指示尤其适应智慧社会犯罪治理的需要。
犯罪与刑法、与犯罪治理均产生于相同的条件。社会变迁了，犯罪现象也相应变迁。信息技术、智能系统的应用也会衍生出新型犯罪。在信息社会和智慧社会，传统犯罪也在发生转型，从街头、线下转向室内、线上，从暴力转向非暴力、智能化。《天下无贼》电影里，葛优扮演的黎叔感叹于犯罪一点技术含量都没有！而如今，数据财产化，财产数据化了，盗窃、诈骗等传统犯罪也日渐呈现智能化、数字化的特点，向网络空间转移，甚至抢劫犯罪也有强逼受害人扫二维码支付钱款的。套用电影的片名，天下是无贼了，贼都上网了！统计显示，2017年全国公安机关刑事案件立案数有所下降，严重暴力犯罪数量持续减少。犯罪类型结构逐渐发生变化，传统的暴力犯罪、财产犯罪逐步减少，以电信、互联网等为媒介的非接触性犯罪逐步增多。电信网络诈骗的高发势头得到控制，但是社交网络平台、APP软件、二维码、付款码等成为电信网络诈骗的新途径。非法集资、网络传销等涉众经济犯罪严重扰乱经济秩序，网络涉黄赌毒问题持续突出，互联网成为犯罪的天堂和引擎，网络安全形势严峻。随着人工智能（AI）技术的发展，AI犯罪已初露端倪，2017年出现了“利用AI技术撞库盗号-破解验证码-窃取贩卖公民信息-实施网络诈骗”的全链条网络黑灰产业。当AI成为重要作案工具甚至作案主体时，互联网安全领域将面临新的挑战。2017年5月12日，名为“WannaCry”的勒索病毒迅速在互联网上扩散，并疯狂袭击了公共管理和商业系统，先后有1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电脑遭受感染，我国也有近3万家机构组织的数十万台机器遭受袭击。“WannaCry”病毒的典型特点是传播速度快、涉及范围广、破解难度大、针对性强，而且危害后果严重、社会影响深远。这一事件是世界网络安全和网络战进入新阶段的标志，让人们真正意识到“世界上无绝对安全的网络”，也让世界各国意识到了网络主权和核心技术对国家安全、社会公共安全的重要性。
外国的研究同样表明，网络犯罪是对全世界所有公司企业的最大威胁，也是人类面临的最大难题之一。就数据而论，2015年网络犯罪的成本约为3万亿美元，到2021年预计达到6万亿！这是有史以来最大的资源损耗，危及投资和创新，也比全球各类非法毒品交易赚的钱还要多。
智慧社会的犯罪已然转型、变异，日渐智慧，智慧社会的犯罪治理自当更加智慧、智能化，而彻底摆脱本能反应、原始报复、同态复仇的传统模式，要更加理性而摆脱感性，应对犯罪的理念、模式、制度、规范等都要与时俱进。2015年12月15日召开的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网络综合治理应该坚持“多边参与、多方参与，发挥政府、国际组织、互联网企业、技术社群、民间机构、公民个人等各种主体作用，既要推动联合国框架内的网络治理，也要更好发挥各类非国家行为体的积极作用”。
历史考察显示，不同时代受制于不同的资源禀赋、治国理政的理念、制度等等，也取决于治理体系与能力和犯罪现象的力量对比关系，应对犯罪的刑事政策有很大的不同：简约治理对应于传统社会和资源匮乏时期，政治上属于孟德斯鸠所描述的专制政体（专政模式），刑法规范简约而简单，刑罚少而重，刑事政策以镇压、肉体消灭为主；总体治理对应于计划经济体制，国家包揽一切（统治模式），资源手段仍然紧缺，面对犯罪急剧上升的势头，严打成为首选；综合治理对应于改革开放初期和中期，国家决策层已经认识到镇压、严打的不足，重新动员社会力量参与犯罪预防和打击，但理念上以维稳为主基调（管理模式）；协同治理立足于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大背景和既有犯罪治理绩效的自信，强调多元参与，重视法治与人权保障，以宽严相济为基本刑事政策（治理模式）。
智慧社会的犯罪治理必须与时俱进，从协同治理迈向智慧治理：
在治理理念上，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秉持“善治理念”，即“善治就是使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会管理过程和管理活动。”贯彻“源头治理、系统治理、综合治理、依法治理”。
在治理体系上，要坚持国家与社会共治，从国家包办的一元化治理模式过渡到多元治理模式，即“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制”，特别重视信息网络平台、互联网企业、大数据产业、人工智能行业在犯罪治理、社会治理中的特殊作用。
针对治理对象，要做到心中有数，借助大数据等手段，精准统计，科学分析，把握犯罪的规模、特点，认清犯罪的原因、趋势，制定合理的犯罪治理对策。当前的治理重点是：飙升的网络犯罪；新型犯罪如个人信息犯罪、涉数据犯罪等；同时也须密切关注传统犯罪的转型，以及犯罪的国际化趋势。
关于治理对策（政策、制度、规范、程序、过程），核心是法治保障，包括实体法和程序法；既包括技术层面，也包括硬法软法。重点是智慧司法（智慧警务、智慧检务、智慧审判和智慧行刑），社会广泛参与，注重国际合作。要摒弃以传统办法对付网络犯罪的思维定式，深入研究网络违法犯罪如黑灰产业链产生蔓延特点，完善全产业、全链条打击整治机制，提高线索发现、全程追溯、证据固定、智能分析、科学处置能力，以立体防控链摧毁犯罪产业链，坚决把网络犯罪高发态势压下去。
关于治理绩效，智慧社会的犯罪治理必须强化目标管理和绩效考评，追求有效的治理。为此，要建立信息公开、沟通、交流机制，促进信息对称，根据绩效及时调整治理对策，改进立法司法。
信息社会的一切社会活动均围绕信息加以组织和运行，而智慧社会则是人脑+电脑的组合，对信息进行科学分析，对资源优化配置，从而使犯罪治理更加开放、共享、多元互动、协同高效，实现智能、智慧的治理！
智慧治理首先应该体现在治国理政的顶层制度设计和基本理念上，在犯罪治理、社会治理的战略上突出智慧决策。其次是在犯罪治理的体制机制层面实现智慧执行，如基于CCTV的犯罪预防和刑事侦查，借助AI的智慧检务和智慧审判，互联网法院或微信法院，或在线纠纷解决机制ADROnline，以及借助现代技术的新行刑方式（如电子监控）。再次是针对由新技术应用衍生出的新型犯罪如网络犯罪、数据犯罪、电信诈骗、金融犯罪的智慧治理。
这一治理转型凸显“回应互动”、公开透明和开放包容等特征，将对传统“中心化”“科层化”“封闭化”的治理体制带来挑战；犯罪治理与一般社会治理的边界模糊，将会冲击法治原则和人权保障原则。数据信息的性质、地位发生巨变，随之产生的问题是，如何更好地保护个人信息、企业信息与国家秘密？根据个人信息、行踪轨迹、社会征信记录等是否可以预测个人的可能行为，进而实现提前预防或主动干预？是否可以由此实现全方位、无死角的全控？再如，机器识别错误、无人机错误攻击无辜平民的事件早已不是新闻，人们难免由此对AI等智能技术在犯罪治理中的应用前景产生担忧。智慧时代，刑法由传统的谦抑主义立场逐步转变为主动、能动干预主义，是否意味着刑法全面介入社会治理？刑法由被动干预、消极用刑的惩罚法转变为社会管理法？
智慧治理也给犯罪治理相关信息的采集、加工、公开、共享等提出更高要求，要求确保基础信息的准确、全面；要求打破信息壁垒和信息封锁，严禁数据信息操控，确保信息互通共享，实现信息对称。智慧治理更有赖于权威、中立的评估机制。个人以为，所谓智慧治理，就是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和智能技术，在信息共享、信息对称基础上，集中人类智慧而实现的良好治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