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权利的保护程度，往往是人们评价立法优良的正当性标准。现代法治国家，大多在宪法这一“权利宣言书”的统领下，构建起完善的权利保护法律体系，这成为衡量一国法治水准的重要表征。新时代的中国立法，适应全面深化改革的需要，必将在推进权利保护立法上更加用力。只是在沿袭以往单项权利立法思路的基础上，我们更需要以“全面”思维，检视整个立法的权利保护现状，填补那些不被注意的“权利洼地”，从而提升立法保护权利的总体水平。
当我们确立起权利保护的“全面”思维后，可能就需要用到劳伦斯·彼得（Laurence J.Peter）提出的“木桶理论”了。这个道理很浅显：一只木桶能盛多少水，并不取决于最长的那块木板，而是取决于最短的那块木板。就立法保护权利而言，我们也可以判定：衡量一个社会的权利保护程度，很大程度上不在于立法确认了多少权利，而在于还有多少权利没有被确认；不在于大部分人的权利保护水平有多高，而在于社会上那些少数群体的权利保护水准。用“木桶理论”分析，那些少数没有纳入到实然法规范的应然权利，那些少数处于弱势地位的群体的权利，构成了一个社会权利保护的“最短的那块木板”。从这个角度说，新时代的立法，尤其需要瞄准“少数权利”和“少数派权利”。
提升整个立法权利保护的“容量”，需要尽力填补那些“权利洼地”，补齐权利保护立法的“短板”。但事情不止如此。“新木桶理论”进一步认为：木桶的盛水量不光取决于最短的木板，更取决于木板之间有无缝隙。这对立法的第二层启示是，对权利的保护性规范不能是分散的、碎片化的，而应当形成一个严密的体系，上下左右彼此之间无缝衔接。实际上，在法律部门划分日细的背景下，对一项权利的保护有时体现在不同的法律文件中，倘若法律规范之间有缝隙，则立法所欲保护的权利很可能从这些缝隙中泄出。
新时代的立法，应让权利保护得更丰盈。以民法典编纂为主要标志的全面性、系统性权利立法，充分昭示出这一时代风貌。当然，在全面填补权利“短板”、系统构造权利保护法律体系之外，还须关注权利保护的法治平台建设。衍生出的“斜木桶理论”则提出：前述两种说法都是将木桶放在平面上，但如果把木桶放置在斜面上，木桶倾斜方向的木板越长，则木桶内装的水越多。这给立法的第三层启示是，法律对权利保护的程度不光取决于规范本身，还取决于它所处的法治环境和实施状况。如果缺乏基本的价值认同，或者价值认同发生偏失，又或者在执行中其价值被侵蚀，甚至规范被弃之高阁，那么立法对权利的保护效益，与其权利性规范的总量并不一定成正比。
不难看出，完善的“木桶理论”在评判一只木桶的盛水量时，需取决于三方面的因素。同理，新时代的中国立法在确认和规范权利时，也需要综合性、全面性思维。我们既要关注那些“最短的木板”，为法治中国构造更丰盈的法定权利形态；又要着眼于系统完备的体系化需求，为各项权利提供严密无缝隙的保护规范；还不能忽视权利性规范的实现过程，以良法善治确保立法的权利价值不被倾斜，真正将法定的权利运送到每个人的家门口。
（作者系国防大学政治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