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雄才大略，在中国古代也是备受瞩目的皇帝。但根据《史记》《汉书》的记载，武帝又是一个“穷兵黩武，侵伐四夷，繁刑重敛，残害百姓，极宫室之侈靡，溺神仙之虚无，去始皇亦一间耳”的皇帝。已故史学家田余庆在研读《资治通鉴》时发现，武帝晚年有“崇武”向“守文”的治国路线转变，发罪己诏，痛思己过，使汉朝免受一场亡国之祸，仍不失为一代明君。
田氏结论在各大中学生教科书里和影视作品中被广为采纳，影响甚大，几成定论。而辛德勇教授的《制造汉武帝》一书则从该观点出发，逆流而上，用侦探小说的手法在史学、经学、考古、文学等领域穿梭找寻，进行知识梳理和史料考掘、论证，深度剖析这一事件来龙去脉，最终他考证出了汉武帝现有形象的两个“制造者”：王俭和司马光。
刘宋时期的王俭，乃东晋南朝第一望族琅琊王氏之后。不过，在政治理念上，王俭对当时连年征战杀戮的扩张性国策严重不满，而主张“恭俭以济斯民”的持静守文路线。值此之故，王俭对其母武康公主参与的太子刘劭咒厌乃父的“巫蛊事件”，保有高度同情和理解态度。《南齐书》载，王俭于宋明帝时，“帝以俭母武康公主同太初巫蛊事，不可以为妇姑，欲开冢离葬，俭因人自陈，密一死请，故事不行。”由此可见王俭为排遣内心愤懑，在神异故事《汉武春秋》中刻意塑造了一个“守文”的戾太子和一个晚年后悔冤杀太子的汉武帝。
说者无心，听者有意。近六百年后，王俭的演绎故事被赵宋时代的司马光“别有用心”地当了真。是时，王安石变法如火如荼，其所主张之富国强兵政策，与汉武帝敛财于民、用兵于外的尚武政策类似，而这却是一贯主张“以拊循百姓为先，以征伐四夷为后”的司马光所反对的。借此之故，司马光抬出汉昭帝来对比，谓“武帝作盐铁、榷酤、均输等法，天下困弊，盗贼群起，昭帝勇贤良文学之议而罢之，后世称明”，甚至还进一步不惜借王俭“制造”的《汉武故事》篡改历史，重塑一个晚年翻然悔悟，转向“守文”治国路线的汉武帝形象，试图以汉朝旧事作为历史，来论证其政治主张的合理性。
当然，司马光为拼凑出自己所期望的历史状态，对历史的“制造”并非止此一例。如为说明“红颜祸水”问题，他不惜借用并改编《飞燕外传》，硬是从一本市井小说里扒出史实资料；为塑造和凸显隋炀帝十恶不赦的暴君形象，他又刻意选择《大业杂记》的资料，而对《隋书·炀帝纪》与《元和郡县图志》的记载置若罔闻。
唐刘知几在论述史书功能时说：“夫史之称美者，以叙事为先。至若书功过，记善恶，文而不丽，质而非野，使人味其滋旨，怀其德音，三复忘返，百遍无斁，自非作者曰‘圣’，其孰能与于此乎？”即谓后世寻常史家撰写史书，当以如实记述史事为第一要务。司马光在编撰《资治通鉴》时的史料处理方式，确有颇多的失当之处，对于后世的读者而言，恐多有误导和不妥之处。
掩卷而思，“制造”的现象实非历史学界所独有，法学界尤其司法实践中亦常出现。君不见，近年来的各种冤假错案，如念斌案、赵作海案、佘祥林案、聂树斌案等，哪一案件沉冤昭雪前不是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的“铁案”？而在真相大白之后，哪一案件又不是个别司法人员故意“制造”事实、“制造”真相的枉法事件？对比史学领域与法学领域的这些经由臆断而制造出的“冤假错案”，我们发现，其手段与目的惊人相似，都是为一己之私而对所掌握的事实或材料进行肆意裁剪、拼接、诠释，以为我所用，其后果与影响也是异常严重。史学领域的“制造”，僭越历史真相，让后人生活在虚构的幻象中而茫然不自知；而司法实践中的“制造”更是为祸不浅，它直接以断章取义或者虚拟的事实替代法律事实和客观真相，僭越作为法治底线的公平正义，不仅污染“水流”，更是污染“水源”。
就此而言，《制造汉武帝》一书可谓一本还原历史真相的求真之作，它对我们司法实践的启示意义尤为深刻：一方面，它警示我们，在具体的司法办案中，要时刻警醒自己的居中审查身份，不偏不倚，以事实为依据，而非根据个人偏好裁剪证据材料，从而导致偏向和司法不公。另一方面，它提示我们，要立基证据的客观性、关联性、合法性，在证据材料转换为证据的过程中，时刻保有高度的警惕和合理的怀疑。因为，唯其如此，我们才能够在“大胆推理、小心求证”过程中排除非法证据，最终“拨开云雾见月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