罪与罚是法律文化的核心内容，犯罪如何被认定，特定的犯罪又该被处以何种刑罚，自古以来就是法律规范的首要内容，也是通过法律实现社会秩序的重要途径。近现代以来，随着西学东渐，西方的法学理论、原则、制度和法律术语被大量引入国内。规范罪与罚的刑法，同样如此。
不同于一般性的侵害或违规，罪是对人的社会行为最严重的否定。在不断趋向文明的社会中，什么样的行为应该成为“罪”，古今中外大致有一些共同的标准，比如偷盗、故意杀人，几乎在任何社会文化语境下，都被认为是一种罪行。然而，还有不少行为的性质，并不是那么容易做出判断，常常要结合特定社会的道德伦理和文化背景去作考量。因此，有必要考察一下中国文化中的“罪”是什么，罚又作何意，它对于我们在中国语境下正确地理解罪刑、适用刑法或许具有一定的价值。
罪之概念演变
一般观点认为，“罪”之概念是在秦以后出现的，秦之前多用“辠”，《说文解字》释为“捕鱼竹网”，“辠，犯法也”。清代段玉裁注，始皇以辠字似皇，于是改为“罪”。《墨子》注：“辠，犯禁也。”《尚书》中记载了不少罪与罚的事例，集中出现在《汤誓》《康诰》《吕刑》等篇。《汤誓》中谓“有夏多罪，天命殛之”。“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此夏氏之“罪”，不只是违背了人间的道德或法禁，更包括了天理、天道意义上的过错，所以商汤才誓师动员，讨伐其罪。《康诰》确立“明德慎罚”的原则，将“不孝不友”列为大罪，并区分了故意和过失，“人有小罪，非眚，乃惟终，自作不典，式尔，有厥罪小，乃不可不杀。”虽然是小罪，但非过失，且过而不改，就必须处以刑罚；如果仅仅是过失，且愿意悔改，即便是大罪，“时乃不可杀。”《吕刑》中列举了五刑、“五过”，对于犯罪，强调要查清事实，“墨辟疑赦，其罚百锾，阅实其罪。劓辟疑赦，其罚惟倍，阅实其罪。”即各种刑罚必须先核实其罪行，并且“上下比罪，无僭乱辞”。最终使罪重者处刑重，罪轻者处刑轻。由此确定一条定罪量刑的基本原则，即“罪疑惟轻”，对犯罪事实认定有疑问的，比照其犯罪行为确认的刑罚减轻科刑。
解释儒家经书《春秋》的《左传》主要记述了东周时各国大事和重要人物，其中不少内容涉及“罪”。僖公二十三年，在狐突对答怀公时，将罪与“刑”并举，“刑之不滥，君之明也，臣之愿也。淫刑以逞，谁能无罪？”即是说罪与刑相对，刑法制度应该有一定的客观标准，若由君主任性恣意“淫刑”，则所有人都可能有罪。正如晋侯夷吾想要杀害里克，还有一套冠冕堂皇的说辞，所谓自己能上位是里克的功劳，然而，“子弑二君与一大夫，为子君者不亦难乎？”里克听懂了，只能认命，“欲加之罪，其无辞乎？臣闻命矣。”干脆地伏剑而死。还有很多情况，“罪”只是日常生活中的些微过错，如同样是品德不佳的晋侯，国内遭遇饥荒时，向秦国求粮，秦穆公虽然看不上他，但念“其君是恶，其民何罪”，仍然慷慨地借粮给晋国，这里的“罪”同样不是指违法，而是道德上的否定。再如，僖公二十四年，周襄王因王子带之乱出奔郑，告于诸侯曰：“不谷不德，得罪于母弟之宠子带，”就是指其不道德的行为，冒犯或“开罪”了人，此“罪”未必违反法律，但却有悖于道德礼仪，故不得不离国“出奔”。在《史记》中，有“赵岂敢留玉璧而得罪于大王乎？”《呻吟语》中“秦家得罪于万世”，同样意指冒犯、违逆。而得罪、“开罪”的用例，在当代生活中仍十分常见。
罪与罚之连接
在先秦儒家与法家的论说中，罪与罚联系在一起。荀子认为要减少犯罪，君主首先需要恪守道义、确定名分，如此百姓“无好怪之俗，无盗贼之罪”。如果百姓都知道违法犯禁必然受到惩罚，“莫不服罪而请”，会主动认罪请求惩处。要实现这一目标，就需要罪刑相当，“刑当罪则威，不当罪则侮；爵当贤则贵，不当贤则贱。古者刑不过罪，爵不逾德，”“刑罚不怒罪，爵赏不逾德”（《荀子·君子篇》），刑罚不超过所犯的罪行，赏爵不超过官员的德行，才能实现所欲的“治世”，故“刑罚怒罪”“以族论罪”等罪刑不当的做法，都是荀子所反对的。与荀子不同，韩非子称公孙鞅治秦，“设告相坐而责其实，连什伍而同其罪，赏厚而信，刑重而必。”（《韩非子·定法》）此“罪”当然是违反法令之行为，但其治理策略却是重刑厚赏。在韩非子的语境中，罪亦有过错之意，“世所以不治者，非下之罪，上失其道也。”“敬上畏罪，则谓之怯。”（《韩非子·诡使》）这里的“罪”，尽管也可能有违法犯禁的因素，但更多意指过错、疏漏，而“世之不治”，主要是为上者未能平衡好名、利与威的关系。
汉代《盐铁论》中多处论及罪与刑，“法疏而罪漏，罪漏则民放佚而轻犯禁。”“盗伤与杀同罪”，法者，“非设罪以陷人也。”（《盐铁论·刑德》）等用例，都是指违反法禁的行为。同时，又有作动词用，如“世安得不轨之人而罪之？”（《盐铁论·周秦》）意指以之为罪。《史记》中记述项羽，“此天之亡我，非战之罪也。”指的是错误、过失。晋代律学家张斐《注律表》中，“罪”基本是标准的违反刑法之行为，“《刑名》所以经略罪法之轻重”，“断狱为之定罪”，“以人得罪与人同，以法得罪与法同”等，皆是此意。唐律中“罪”的用法类似，“名因罪立，事由犯生，”（《唐律疏议·名例》）表明罪名设立之原则。“监主加罪”“止坐其罪”“与同罪”等，均指触犯法令的行为，应当受到轻重不等的处罚。当然，唐律中亦有“罪之”的动词用法，表示判罪或惩处。唐代以降，佛教传入，“罪”又与佛教经典之戒律、果报有关，形成了“罪业”“罪孽”等语词，它或许并未违背国家的律法，但却违背了佛教经义，很多情形同样与特定的伦理道德相关。
宋代理学家朱熹、“二程”等由注释《论语》“子张学干禄”出发，提出了“罪”相关的另一种解释，“尤，罪自外至者也。悔，理自内出者也。”虽然重在解释“尤”，但经由与“悔”的对比，亦反映出“尤”或罪的一些特性，其与“悔”都包含有过错、不当之意，但后者的标准来自内心，而衡量“罪”或“尤”的，是外在的、客观的标准，诸如法律、道德之类。朱熹批评时人“惑于罪福报应之说，多喜出人罪以求福报。夫使无罪者不得直，而有罪者得幸免”。（《朱子语类·论刑》）同样是指违反法令的行为。《包拯集》中“果有失入死罪”，“应以赃滥致罪者”，仍属于违法行为之意。王守仁论治盗，“量其罪恶之浅深而为抚剿，”吕坤论做官需公正，“罪不当笞，一朴便不是；罪不当怒，一叱便不是。”既指违反法令，又包含违反礼仪道德的轻微违规。到了清末变法修律，“罪”的内涵又被做了限定，《大清新刑律》中犯罪概念的范围小于“违法”，规定“法律无正条者，不问何种行为不为罪”。这时开始有了现代犯罪概念的属性，而不再是笼统的违法犯禁或违背道德的行为。
罪的除责与否定
中国法律文化中除了“犯禁”之罪，还有“除责”或“非罪”之罪。即是说，虽然行为上犯禁，符合形式上的“罪”，但由于多种原因，免除其刑事法律责任，乃至是对“罪”的否定。《汉律》中有“无故入人室宅庐舍，上人车船，牵引人欲犯法者，其时格杀之，无罪”。北齐时规定：“盗贼群攻乡邑及入人家者，杀之无罪。”到了唐代，法律更为明确，“诸夜无故入人家，笞四十。主人登时杀者，勿论。”宅室、庐舍，以及车船等，都可以成为居住的地方，居家所在，未经主人同意，他人无权进入。若无故闯入，特别是在夜晚等特殊时间，对闯入者可予“格杀”，不认定为犯罪。这也表明，对“罪”的认定，不只是形式上的“违禁”，还需要结合具体的生活情境，回归人情常理，杀死无故闯入者，尽管违反禁止杀人的法律规范，但在自身及家庭安全面临严重威胁的情况下，又需要赋予其较大的防卫权限，即便造成杀死的后果，也不认为是犯罪，更不应该受惩罚。除“无故入人家”，类似形式上入罪，但却被免责或减轻处罚的，还有很多情形，如研究了清代诸多刑事案例的美国学者德克·布迪（Derk Bodde）所观察到的，如果罪犯是由于履行家庭义务而触犯刑法，那就应该得到减刑处理，司法实践中多采取恩赦或者宽宥的方式，其内在的原因，正是忠恕等儒家的伦理道德。这也表明了中国文化中，犯罪与惩罚，是需要放置于社会道德中考量的。
中国当代刑法学家蔡枢衡分析了古文中的“辠”与罪，提出几点意见颇值得注意：罪是“造作”，包括造意、作为和其所产生的结果；罪是人类社会特有的现象，禽兽对人类的危害不是罪；“罪是违反统治者的禁制和利益的行为”。由狭义的刑法扩展看，中国文化中的“罪”，不单是对法律规范的违反，还需要与天理、国法、人情联系起来考量。最为严重的“罪”，违背了天理、天道，所谓夏氏之罪、商汤之罪，其为“天命”所不容，故必须要得到惩罚，而具体方式，包括有天谴，或者是“革命”。更多的情况下，“罪”是指对国家法律的违反，所谓违法犯禁是也，一般会受到刑事惩罚。在日常生活中，“罪”可能仅是指违背了社会伦理准则，有悖于道德，或者冒犯他人的行为。现代法律意义上的犯罪，基本上排除了宗教的、道德的意涵，更为追求“罪”的法定化、客观化，但对特定类型罪的认定与惩罚，仍不应完全脱离社会文化背景。
概括地说，中国法律文化中的“罪”，既是指违反法律的行为，更需要在社会道德及伦理关系中予以界定。罪恶、“罪孽”等词语，都表明“罪”是在道德上被否定的行为。与之相对，因“防卫”、自保等源自社会情理的行为，不仅因“责任阻却”而不被处罚，甚至都不被认定为是“罪”；也由于人情与伦理，中国语境中的罪主要是指人的行为，而动物乃至“人工智能”的行为，碍难被认定为“罪”，更遑论施以刑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