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日内程序性回复，三个月内实体性答复”的落实效果怎么样？4月27日至30日，根据最高检提出的“群众来信件件有回复”工作部署，最高检第十检察厅厅长徐向春、主办检察官王庆民等人带案下访，与三名全国人大代表共同对云南控告申诉检察工作进行调研。
一封3000公里外的来信
“我是被冤枉的，最高检的检察官一定要来看看我的案卷。”申诉近28年的原审被告人李某在寄给最高检的信里提出了这样的要求。
辗转3000多公里，王庆民来到了西双版纳州检察院，翻阅了李某案件的全部卷宗。4月28日，李某见到了王庆民。
在与王庆民、云南省检察院第十检察部主任李培新和员额检察官孙科交流了两个多小时后，李某告诉记者：“没想到最高检检察官真的能来到这里，20多年来，第一次有最高司法机关的工作人员坐下来认真听我讲这个事情，我现在心里终于轻松一些了。”
这次跨越3000多公里的检察官与申诉人面对面交谈，是检察机关落实“群众来信件件有回复”工作的一个缩影。
“‘件件有回复’是个不好做的大任务。”调研中，全国人大代表、河南省栾川县潭头镇拨云岭村党支部书记杨来法对记者说。
为什么说这是“不好做的大任务”呢？
徐向春告诉记者，张军检察长在去年6月视察最高检集中处理来信室时提出“群众来信件件有回复”的要求后，第十检察厅高度重视，制定下发《关于深入贯彻落实张军检察长“群众来信件件有回复”重要指示精神的通知》，明确提出压实“群众来信件件有回复”工作责任，确保每一件群众来信都在七日内程序性回复，三个月内办理过程或结果实体性答复。最高检率先带头落实此项制度，加班加点处理一批积压信件，到2019年3月，已将2.2万余件积压信件全部予以回复。
“虽然积压信件处理完了，但是每天仍有800多封来信需要处理。”徐向春说，“我们以内设机构改革为契机，组建8个办案组，按省份包干集中处理来信，初步实现了群众来信七日内程序性回复。下一步，我们将加大督办指导力度，努力实现群众来信三个月内实体性答复”。
一道亟待解决的难题
信多人少，信件拆订、分流、审阅等工作繁琐；七日内回复，时间紧，任务重，是摆在每一位控申干警面前的难题。如何破解这些难题呢？李培新告诉记者，云南省检察院第十检察部设立了9个办案组，每个办案组负责1个至3个州市的信件分流、回复和办理工作，办案组的检察官必须亲自审阅重要来信；设立信访联络员，督促各检察部和州市级检察院办理来信回复工作；建立工作台账，按“日清、周结、月汇总”的目标，对“群众来信件件有回复”工作进行办理和管理。
据了解，自2019年1月以来，云南省检察机关共受理群众来信1251件，除部分重复、联系方式不清楚等无法回复的，其余来信均已通过短信、电话、面谈、书面邮寄等形式予以回复。
“‘七日内程序性回复，三个月内实体性答复’，这让申诉人心里有了底。”全国人大代表、河南省宝丰县赵庄镇大黄村党支部书记马豹子代表竖起大拇指。
“‘件件有回复’只有短短几个字，但在这一封封被回复的信件中，我感受到的是检察机关服务国家、服务人民的真心实意。”全国人大代表、河南省淅川县九重镇张河村党支部书记张家祥感触颇深。
一笔及时的司法救助金
4月29日下午，最高检调研组来到禄劝县检察院，该院正要对翠华镇的一户贫困家庭进行国家司法救助。
从禄劝县城到翠华镇有大约25公里的盘山公路。李培新告诉调研组一行，禄劝县是国家级贫困县，脱贫攻坚任务相当重。
被救助人王家姐弟俩的父母在一次争执中死亡，家里的长辈年岁已高，没有照顾姐弟俩的能力，只能把孩子交给家庭条件本就不宽裕的姑父照顾。在司法救助的现场，记者见到了王家姐弟。在那场争执中，弟弟受了重伤，虽然已经过去了很长时间，但孩子脸上的伤痕依然能清晰看见。
“两个孩子上学的费用不用愁了。”在禄劝县检察院和昆明市检察院的帮助下，姐弟俩姑父心里的石头终于落地了。8万元国家司法救助金，对于这个贫困的小家来说是雪中送炭。
张家祥、杨来法两位代表给姐弟俩送上新书包后，两个小朋友开心地抱着书包不松手。
如何将有限的资金发挥出最大的功效？如何将司法救助与脱贫攻坚深度融合？禄劝县检察院积极进行了探索。该院把老人、妇女和未成年被害人作为民生检察工作的重点，每一起救助案件，都实地走访调查并开展政策宣传、心理疏导；与扶贫部门、当地党委政府做到贫困户信息共享，对符合救助标准的建档立卡贫困户优先进行救助；根据案情和家庭实际情况，提供差异化和有针对性的帮扶措施。
2018年，云南省检察机关为1164人发放国家司法救助金993万余元，其中贫困当事人339户；2019年以来已为51人发放国家司法救助金55万元，其中贫困当事人17户。
“不管是‘群众来信件件有回复’还是司法救助工作，我们对云南省检察机关的工作非常满意。”代表们连连称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