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着84式检察制服的留影
1984年，我通过高考招干来到安徽省砀山县检察院办公室工作。同年5月，全国检察机关第一次实现了统一着装。正是这套带有浓厚“军服”色彩的检察服，引领着我一路走到今天。
1985年底，我与同期进入检察院的同事转为正式干警，可以领取检察服。经与安徽省检察院行装处联系，院里需要直接派人去南京军区服装厂提取检察服，院领导让我和办公室周主任一起坐火车去南京办理此事。
我清晰地记得，那几十套检察服打包后，服装厂要求我们办理火车托运，却被周主任婉言谢绝了，他说：“天冷了，干警等不及，托运到货需要一个多星期时间。”其实我知道，当时院里经费不充裕，周主任是为了省点托运费。
我们两个扛着大包，回到县里已是晚上十点多。我们要了一辆脚蹬三轮车，把包放在车上，人却舍不得坐车，顶着舟车劳顿的疲惫跟着三轮车又走了5公里路。不过一想到马上就能穿上检察服，我走起路来浑身是劲。
路上，周主任和我谈论检察服的事，他问我：“你知道大盖帽上为什么有国徽吗？”我说：“标志着代表国家行使检察权啊。”周主任点点头又问我：“那大盖帽上有两条金黄色穗带，象征什么？”我答不出来了。到检察院工作一年了，对那两条穗带非常熟悉，可我从没认真考虑过这个问题。周主任告诉我：“象征着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因为自己没答上来，有点不好意思，没等周主任再问，我抢着说：“我知道那镶着检察徽章的肩章是什么意思，那代表着我们肩负人民的检察事业……”如今想来，那次出差条件挺艰苦，但每每回忆起来总是那样甜美。
当初上班第一天看到别人戴着威武的大盖帽、穿着笔挺的制服，我不止一次想象着自己穿上的那一天会有多么酷。而今真要穿上检察服了，与一年前相比，我感受到它是一种责任、一种使命。当我从老检察长手里接过检察服的那一刻，感觉手里沉甸甸的，激动得热泪盈眶。检察长拍拍我肩膀说：“你们年轻，是检察院的新鲜血液，今后的工作任重道远。”
那天下班后，我特地去照相馆拍了一张二寸冬装制服照片，留作纪念。虽然黑白照片显现不出肩章的鲜红耀眼和大盖帽上国徽的熠熠生辉，却不失威严与庄重。这张黑白照片定格了我人生的一个重要里程碑，我一直珍藏着它，每次拿出来看都会浮想联翩，心生感慨。
穿上检察服没多久，我被调到经济检察科工作，被正式任命为书记员，担任内勤。那时经济检察科管辖的案件罪名非常多，贪污受贿、挪用公款、经济诈骗、假冒伪劣、偷税抗税等。案件多，人手少，我虽是内勤，也要和大家一样参与办案。
4月份，检察服夏装发下来了，大盖帽只发米黄色帽罩，罩在帽子外面就变成与夏装相匹配的夏帽。衣服分长袖和短袖两套，米黄色小翻领外套，佩戴上鲜红的肩章，分外耀眼。
不久，领导安排我和同事去山东的一个偏远乡镇调查取证。火车上，不时有人问我们：“你们这是什么单位的？”我们总是自豪地回答：“检察院的。”
第二天，我们坐公共汽车去乡镇，直到下午两点多钟才在一个村庄里找到被调查人。查完材料后，已经错过回城的最后一班公共汽车。不过运气还好，我们在公路边拦到了一辆大卡车，好心的司机愿意载我们一程。我俩挤在车头座位上和司机师傅闲聊，司机说他是一名退伍军人，对军装有特殊感情。说这话时，我知道他一定是把我们的检察服当成是军装了。他接着问我们：“你们的服装这么精神，是不是军队文工团的？”我告诉他：“我们是检察院的。”快要下车时，司机说的一句话让我印象非常深刻：“检察院和军队一样，前面都有‘人民’二字。”
说起检察服，还有一件趣事。那个时候没有手机，很多家庭也没电话，遇上着急的案子需要加班或出差，常常无法与家人取得联系。有一次，我就用检察服向家人做过一次告白。
那天中午下班后，我正在做饭，科里同事急匆匆来敲门，说有一起案件，要我马上去单位参与搜查。妻子下班比较晚，孩子不满一周岁，怎么办？
情急之下，我写了字条放在桌上，然后把所有被子都拿出来，叠在孩子周围。就在我换上检察服时，突然看到那件配有鲜红肩章的春秋装检察服，我赶紧把它拿了出来，挂在客厅最显眼的位置。我想，妻子回家后看到厨房里做的半拉饭和用被子围起来的孩子时，也许会不理解，但看到这件制服，她应该能够想到我肩上担负的重任，一定会支持我。妻子果然明白我的意图，我回来后，妻子没有说一句埋怨的话，她只说：“谁让我嫁给了检察人呢？”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检察干警每人又配发了一身纯毛华达呢布料中山装式春秋制服，八字形领口的硬领内加一条可拆洗的洁白衬领，整体造型均衡美观。
服装下发后的第二天，我就穿上了。刚坐在办公桌前，宋科长迈着蹒跚的脚步走到我对面，微笑着盯着我看。他微笑时，眼角的鱼尾纹很密很深，那是他历经磨砺与坚守的印证。自检察机关建立之初，他便与检察一路走来，历经了三十多年的风雨历程。在“文革”那段特殊岁月里，他以乐观、豁达的心态经受了洗礼。如今，他即将退休，内心里一定有无数不舍。
他说：“小杜，你穿上这身制服更帅气了。”
我被他夸得不好意思：“宋科长，你没舍得穿？”
他说：“昨天拿回家试了试，大小正合适，不舍得穿，我已经给家人交代了，我离世的时候，就穿这身制服。”
宋科长的话让我黯然神伤。彼时，我从他的微笑里读出一名老检察人对即将离开奋斗一生的检察事业的那份眷念。
宋科长离去的那天，我正在三百里外的泗县检察院担任检察长。因工作原因，我没能为他送行，但他对我的教诲我始终不敢忘。
2000年10月，我和全国所有检察官一样，摘下大盖帽和肩章，脱下“军式”检察服，换上西式检察服。随着服装由“武官”向“文官”的转变，我也清醒地认识到应该转变司法理念。但那些我曾经穿过的“军式”检察服一件也舍不得丢弃，因为它们印证了我走过的足迹，还有我的流年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