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17岁奔赴抗日圣地延安,为民族解放斗争,参加了抗日军政大学,又进延安鲁艺进行艺术深造,后来担任过八路军总政治部秘书、晋冀鲁豫军区文工团团长,在抗日前线边战斗边创作。解放战争时期,他参加第二野战军千里挺进大别山,淮海战役有他的身影,解放大西南,参加剿匪斗争……
他,就是著名编剧史超。我年少时看过他编剧的电影《云雾山中》《猛河的黎明》《五更寒》《秘密图纸》,此刻一幕幕在眼前浮现,正是他通过自己亲身的战斗经历,创造出人民战争的银幕史诗,成为人民军队战斗故事的证据。
《黄桥决战》《渡江战役》《血战万源》《千磨万击》《东进,东进》,特别是65岁,任《大决战》编剧之一,创作长达6年时间,查阅了历史资料3000多万字,各种电报1万多封,完成了这个3部6集的鸿篇巨制,成为新中国军事电影剧本的顶峰之作。
在延安穿上军装
史超先生从延安抗大穿上军装始,始终用战斗的笔去写战斗的生活,以军人的情怀写战争中的军人,在硝烟战火中发现人物,在剧作冲突中塑造人物。剧本中的指战员就是他同一个战壕的战友,他再现的那些叱咤风云的将军,都是他曾经见过的部队首长。没有真情实感是写不出艺术真品的,没有战争亲历无法再现真实的战争人物。
这位从延安鲁艺走来的电影编剧,一贯秉持着《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精神,把深入生活当作创作的真经。为了创作《在被告后面》,他多次去黑龙江省弗拉尔基重型机械厂深入采访,从工人到厂长,从车间到设计室,扯开话题,数点着从工厂采撷的很多感人细节,如获珍宝,笑语朗朗,陋室窄廊一瓶酒,兴在剧作话不休。
毛主席为他签名
史超先生做过延安抗大的教官,带徒解惑,言传身教,护惜后生,格外耐心。尽管他年长我30岁,却和蔼平易毫无架子。我问起在延安他见过毛主席吗?史超先生兴奋地回忆,他投奔延安的第三天,在城里靠近教堂的一条必经的小道上,遇见了毛主席,他掏出了一本纪念册,上前试着让毛主席签名,毛主席在他的笔记本上很快写下了:“学习,学习再学习!”
史超先生谈起这句话,引申到编剧的创作中,除了学习书本上的知识之外,最重要的是向生活的实践者学习。尤其他谈到了《五更寒》的创作,那是他1946年解放战争时期在大别山的真实斗争的体验,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革命队伍内部出现变节分子,一支游击队在县委书记的领导下,坚持对敌斗争,直至赢得这场黎明前的殊死搏斗。他说:“五更是最寒冷的,五更过去,天就亮了,太阳就会出来了。这是我在大别山爬战壕、打伏击时候的真切感受,没有对生活的感悟和提炼,就没有这部电影。”
曾任胡耀邦秘书
史超先生曾在延安当过胡耀邦的秘书,2013年我创作了电影剧本《黄克功案件》,这是表现1937年10月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六大队队长黄克功,因为逼婚而杀害女学生刘茜的案件,胡耀邦时任抗大政治部副主任,是案件的公诉人。为了更好地了解胡耀邦的性格,我去拜访了93岁的史超先生,他的记忆力惊人的清晰,介绍了当时黄克功案件在抗日军政大学的影响,这些生活细节,为我创造延安时期的胡耀邦的性格提供了有力的依据。剧组成立之际,他亲临现场,给予了热心的指导,并且非常认同由毛孩出演当年的胡耀邦。史超先生回忆起延安公审黄克功的案件,体现了共产党反对特权,不搞官贵民贱,坚持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出于对这个事实的了解和对我搞这个题材的支持,他以93岁高龄参加剧本研讨会,并愿意担任电影的顾问。人至耄耋之年,理应居家安乐,超然自逸,玩花弄草,颐养天年,但他勇于承担电影《黄克功案件》的顾问,老将出马,意气风发。只见他高高的身材,顶一头白发,恰似历经风雨的不老松,释放着信心和力量。
作品如同生命一样都要经历“五更寒”,编剧不唯有超世之才,但必有坚忍不拔之志。先生将毕生创作剧本的感悟,春风化雨般偏惠于我,身殁文章在,犹闻教诲声,这般爱惜编剧之情,唯有来自延安抗大的教官史超先生,传播着他一生耕耘银幕的良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