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文明(左上)、魏建伟(左下)、赵晨光(右)
50元“旧债”
段文明
那天下午我正准备下班时,一阵电话铃声骤然响起。“喂,段局长吗?我是门卫老张,这里有个说是你老伙计的人要找你。”
“哪来的老伙计?要真是老伙计早就打我手机了……”我迟疑着。
“喂,段检察官吗?我是内黄的玉堂啊,你还记得不了?”听筒里传来一个声音。
“玉堂?”我脑子里飞快搜寻着这个听起来有点耳熟的名字……几秒钟后,我终于想起了他——19年前一宗案件的被害人。我立马放下电话,把他请进办公室,定睛细看,当年那个乡下小伙的轮廓大致没变,只不过头发早已稀疏。
“这么晚了过来有啥事?”我一边倒水递给他一边热切问道。
“真的没啥事,就是今天办完事从你们单位门前路过就想起了哥,也想打听一下哥的手机号。”玉堂实话实说,只是多少显得有点局促和腼腆。
“哦……那你和你家里现在过得还好吧?”知道没事了我悬着的心放下来,可一时又想不出该对他说些什么,因为这次见面毕竟太唐突了。
“好着哩!我们两口子现在市里开门市做建材生意,日子过得还行,咱们分别这么多年来,我一直想找你还账,可就是不知道咋联系你……”玉堂憨笑着说。
“还账?还啥账?”我一时蒙了。
“你都忘啦?当初要不是你给我那50元钱路费救急,我咋能顺当回到家呢?”
听到玉堂的提醒,我慢慢打开了记忆的闸门,19年前的一幕幕再次浮现于眼前……
那是1999年的秋天,我刚分到文峰区检察院法纪检察科工作。当时我协助科里的一名老干警办理了一起刑讯逼供案,案件的被害人是内黄县的普通农民王玉堂。由于该案需要到豫西取证,而且要带上被害人配合去做一些辨认工作,所以临时匆忙通知王玉堂跟我们一同前往。
王玉堂时年二十五六岁,比我年长三四岁,可他一直管我叫哥,就连这次久别重逢后也未改口,大概是缘于乡下人淳朴的习惯吧。当年这个农村小伙许是年纪轻轻又很少出远门的缘故,更主要的是案件对他造成的心理阴影尚未散尽,所以一路上他很少说话,对我们的提问也是一问一答,从不多说一句话。由于他的积极配合,两天下来取证任务圆满完成。
回到安阳,按照王玉堂的要求,我和同事开车把他送到城西长途汽车站。他下车后眼神有些异样,好像有话要说,又难以启齿,眉头紧锁涨红着脸跟我们摆手告别。
我似乎领会到了他的难言之隐,把他拉到没人的地方悄声探问:“玉堂,你是不是有啥话要说?”
“没啥……”昏黄的路灯下,这个农村小伙半低着头,隐在身侧的双手不自觉攥紧了衣襟下摆,嗫嚅片刻,欲言又止。
“是不是回家的路费不够了?”我追问道。
“你们走吧,我自己想法儿回去……”他歪着头避开我的目光,像是孤立无助却又不想贪图别人帮助的倔强孩子喃喃低语道。
“你怎么回去?从这儿到内黄县有好几十公里呢?难道你想走回去不成?”我拍着他的肩膀忍不住责备。
说着,我毫不犹豫从兜里掏出50元钱递给他。一番推让之后,好不容易他才勉强接下。当时,我一个月工资也就500多元,能随身带个100元就顶上天了。
如今整整19年过去了,说实话,借钱给玉堂那件事我早已忘了。
玉堂却一直记着,坚持要还我。
出事老狱警的请求
赵晨光
今年三月的一个午后,我来到一家书店看书,正当我置身书海沉迷其中时,突然身后有人轻声叫了我一声,转身定睛细看,一位慈祥的老者正冲我颔首微笑致意。
一阵恍惚过后,记忆的闸门迅速打开,这不是曾在安阳市看守所当过多年管教狱警的老王吗?
时光荏苒,尽管我和老王之间发生的交集距今已跨越了19个年头,但作为当初老王案件的承办人,这段亲身经历还是留下了太深的印象,所以时至今日,我依然难忘当时的情景。
1999年,我还是个仅有4年检龄的年轻检察官。那年深秋,我刚轮岗调整到公诉科便接手办理了一起较为棘手的案子。当时安阳市看守所一名即将退休的管教狱警出事了,这名狱警正是老王。
那年盛夏的一天,老王带领临时工作人员押解一名涉嫌嫖宿幼女罪的重刑未决犯到市内一家医院看病诊治。案发当天是星期一,医院门诊大厅里人来人往,拥挤不堪。正当医生商量会诊的当口,嫌疑人提出内急要上洗手间,老王跟了过去,在门口守候着。5分多钟过去了,仍不见那人出来,老王预感不妙,急忙冲进厕所,只见二楼的一扇窗户敞开着,嫌疑人早已跳楼逃匿,不知去向。老王一下傻了眼,赶忙拨打110报警并向看守所领导汇报。后来虽经全市公安机关紧急布控搜捕,可那名逃匿的犯罪嫌疑人还是泥牛入海,了无踪迹。
案发后,安阳市检察院以涉嫌失职致使在押人员脱逃罪对狱警老王立案侦查,后经指定管辖移送至我所在的文峰区检察院负责审查起诉。
说实话,把曾经在同一条政法战线上工作的战友送上法庭,多少显得有些难堪和尴尬。也许正是考虑到这层因素,院领导经研究决定才把这件棘手的案子交给了我这个公诉新手。
记得第一次到市看守所提审老王时,秋雨连绵,淅淅沥沥一直下个不停,在那间阴冷潮湿的提讯室内,老王除了懊悔还是懊悔。末了,他嗫嚅道:“我辜负了党组织对我多年的教育培养,由于自己的疏忽大意造成了这么严重的后果,现在无论再怎么后悔也晚了,我一定认罪服判。但我有两项请求,希望检察院的领导能够给予适当考虑:一是我从部队转业到现单位工作20多年了,熟人太多,面子上实在挂不住,看能不能把我的看押地点换一换,哪怕条件艰苦些我也不在乎,都能忍受;二是麻烦你们尽快通知我的老伴,一定记得不要让老母亲知道我出了事,能瞒一天算一天吧,她一辈子吃苦受累太不容易,如今都80多岁的人了,我真不想让老人再跟着提心吊胆、担惊受怕……”说到这儿,老王潸然泪下。
提审完毕,心情沉重的我顶风冒雨赶回单位,将老王的两项请求向院领导作了汇报。不久,老王的羁押地便从市看守所调至比较偏僻的某县看守所。一周后,我到某县看守所再次提审老王时,明显感觉到他的心绪平稳了许多,他不但积极配合我的讯问,而且还对我们人性化办案的做法连连致谢。讯问结束后,我告诉他:“前几天,我已按照您的意思给老嫂子打过了电话,告诉她案子一定会依法公正审理,我们还特意叮嘱她一定不要让你的老母亲知道这件事……”老王听后情不自禁洒泪感谢。
一个多月后,老王的案子在文峰区法院公开开庭审理,由于他当庭认罪悔罪,庭审进行得非常顺利,最终法院依法从轻判处老王有期徒刑一年。
一年后,老王刑满出狱,为了表达谢意,他诚心诚意专程跑来邀请我和我的同事到饭店聚餐,被我婉拒了。此后,我和老王就再也没有碰过面,直到19年后的今天,在书店邂逅。
久别重逢,我和老王都格外激动,老王还动情地说:“谢谢你,赵检察官!10年前,我的老母亲以90多岁的高龄安然离世,直到入土,她都不知道做儿子的我留下了那个污点。这可多亏了你们当年的人性化办案!”
街边畅饮67度老白干
魏建伟
前几天,我收到一帧制作精美的配乐手工贺卡,老李发来的,给了我天大的惊喜。
看着贺卡上那飘逸的字迹,我仿佛听到老李那熟悉的语调,倍感温馨亲切。凝视良久,我默默祝福:老李,你在他乡还好吗?你我何时再聚首,畅饮一杯老白干?
老李其实并不算老,今年刚满45周岁,正值干事创业的大好年华。10年前,他调至南方某市检察院工作。我和老李曾经共事七八年,他既是我的领导,更是一位诤友。
说到我俩的交情,不得不从那次出差谈起。1999年初秋,单位大轮岗,我与老李调整到起诉科工作,都在一个办公室办公,他任副科长。起诉科当年可是检察机关中业务性很强的部门,除了源源不断、永无尽头的阅卷审案之外,外出送达告知书、去看守所提审、到法院出庭支持公诉成为起诉科干警雷打不动的硬任务。日常工作辛苦繁琐,日子长了难免让人感到单调乏味,2000年盛夏的一天,经历过那件事后,我的认识发生彻底改变。
那是我办理的一起由入室盗窃转化为抢劫的案子。法院开庭当天,审判长讯问基本情况时,被告人张山(化名)一口咬定户口本上的年龄证明有误,自己的实际年龄不到18周岁,原因是去年家里为了让他参军入伍,托关系找人到当地派出所改了年龄,虚报了一岁。按照刑法规定,是否年满18周岁将直接影响到对张山的量刑。为了查证被告人的真实年龄,休庭后,院领导经研究决定派老李和我到张山的出生地河北衡水某县实地调查核实。
接到任务后,老李和我顾不得天气炎热,一大早便出发了。那时的交通条件远不如现在便捷,我俩先乘火车,再转汽车,最后徒步行进,顶着近40℃的高温,可谓风尘仆仆,旅途劳顿。赶到目的地时已过中午,老李和我在街头小店草草吃了碗面,立即与当地派出所取得联系。下午,我们在派出所干警的引领下,先后来到张山原籍所在的村委会、张山的家,还有他出生的乡卫生院,经询问调查,制作证人笔录,并调取到张山的原始出生证明,最终各种证据相互吻合,被告人张山在案发时年龄的确未满18周岁。
将近傍晚,正当我和老李准备踏上归程时,意想不到的一幕发生了。派出所用车径直把老李和我带到了县城中心的一家酒店门前,直到这时派出所所长才把话挑明:“大热的天,你们一路奔波,张山的家人为感谢两位检察官给他们的儿子减轻了罪责,特意备了一桌酒席,聊表心意。”正在我犹豫时,老李对我说道:“这酒决不能喝,饭更不能吃,马上跟我离开此地!”并不由分说拉我上了一辆出租三轮车迅速离去。
三轮车载着我俩快速行驶,在将出县城的一处小餐馆门前停下。老李进门后破天荒没同我商量便直接向老板要了一瓶67度的衡水老白干,点了两盘小菜外加两碗炝锅面。
落座后,他端起酒杯对我说:“说实话,这衡水老白干跟简单的饭食远远比不上刚才酒店饭桌上的美酒佳肴,可咱喝到嘴里吃进肚里舒心踏实呀!咱们做审查起诉工作,关键就是要做到不枉不纵,这是咱的天职本分。如果我们把法律赋予的权力换酒喝、当饭吃,岂不成了酒囊饭袋之辈或擅权弄法之徒!咱可不能给庄严神圣的检徽抹黑啊!一句话,不论环境怎样,无论何时何地,咱喝自己的酒,吃自己的饭,酒再烈敢下肚,饭孬好吃得香!今儿个一天总算没白跑,任务彻底完成了,我请客,咱俩一醉方休。”
听着老李意味深长、直抵心窝的话,我心情敞亮,如沐春风。接下来,我和老李谈兴越来越浓,酒一杯接着一杯,不知不觉,那瓶67度的衡水老白干让我俩喝了个底朝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