僻静村落或已难成理想国 艺术园区艺术人正出走

　　除了商业元素，与艺术从业者生态密切相关的还有行政力量。“有时想一想，说政府不支持，肯定是不公道的”，应麦可也如此说。

　　做雕像的徐赓良承认，从政府的角度讲，起初的扶持力度不可谓不大，先是牵头给政策创建艺术创意园区，再免费请艺人们进来，再大力帮着宣传打响名头。

　　但有时这些并非都是艺人们想要的。他们的平常生活是，希望没有干扰和指向的创作，能有机会有地方办个展出，让朋友或者朋友的朋友来看看，你介绍给我，我再介绍给他，一年能卖出几幅作品支撑就行。不需要太大的名声，更不要有一些规定动作。所以徐赓良说，后来宣传有了硬件也足了，可他们更需要的是一间空间大些的工作室以便创作，一个常态化的公共展馆以便能做展出，而这两项常常没那么容易解决。

　　徐赓良和应麦可，都曾多次和官方人士谈过，他们称自己也理解对方的部分想法，当初给了软政策又给了硬资源，结果过了好几年你自己没做起来，却反过来又怪到我头上，“他会觉得不公平的。”但徐赓良说，对方的这个“做起来”，和他们心中的“做起来”完全是两个方向。

　　在徐赓良看来，艺术本就是个慢热的过程，“做起来”的标准只在自己心中，那就是造诣的成熟和技艺的提升，绝非经济效益方面的成功。产业化这种看似解决了经济问题的做法，实际上已经和他们要的独立性和纯粹性背离。

　　结果就是，艺人一方面需要政府的扶持，希望扶持更有针对性;但另一方面，却不想受行政力量的管束，“若即若离”的状态最好。而行政力量出于自身理解及立场考量，出了力当然也想有一些政绩体现。艺术从业者和行政力量需要博弈和平衡，徐赓良称，这恰恰不是他们所擅长的，原来的环境可能也会变味。大芬油画村近年来部分艺人的出走，个中因素可谓显而易见。

　　梧桐山下小镇的变迁

　　应麦可对小镇的改变有些矛盾，人的层次是比以前提升了，也许能有更多发展机会，但创作环境和经济条件受到的干扰也大了，“整体艺术氛围上，这里已经不如牛湖。”

　　从罗湖闹市驱车向东，一路上坡不过20来分钟车程，林立高楼被四层统建楼群代替，成为山清水秀的另一番天地。这里，原本是山脚下的几座老村，现在又被叫做“梧桐山艺术小镇”。早前离开大芬油画村的部分画家，以及从市内出走的应麦可和徐赓良，先后选择到此落脚。

　　今年36岁的徐赓良，开过公司，做过设计，终究放不下艺术梦，2009年经朋友介绍来此。他的工作室在梧桐文体公园对侧的溪边，阳台外就是溪水长流，白天一直有白鹭飞舞，一抬眼就是梧桐叠翠。徐赓良回忆，当时梧桐山称得上一方净土，交通不便但无商业气息，来往看到的都是本村居民。

　　在徐赓良之前，大芬油画村的十几名艺人便已迁居至此。徐赓良还曾与他们谋过面，都是因为想要不受干扰、保持创作独立性，几番找寻后自发前来。毕竟当时这里环境好，房租不高且门槛低，“适合我们这些人来”。

　　又由于艺人们的存在，官方随即因势利导，2009年在此设立“梧桐山艺术小镇”。罗湖当时关闭了片区内1700多家小作坊，投资8000万元准备将其建成一个集创意设计、艺术原创、旅游休闲、民间收藏展示等为一体的文化创意产业园。此后“梧桐山艺术小镇”名头开始打响，最兴旺的2011年至2012年，有百余名艺术工作者在此定居。

　　再往后，故事似曾相识。梧桐山发展旅游，道路配套都修到此处。“艺术小镇”红火后，近两年咖啡馆、客栈乃至酒吧出现，设计和文化传播公司也到了。画家禤真明也开了间咖啡厅，平时有艺人们聚会，有爱好者来看画，也有游客来消费，总之“确实有这个需求，也确实能缓解些压力”。结果是，2009年带小院的两室一厅月租才600元，如今已飙涨至近2000元，工作室和艺术类店铺逐渐越来越少。

　　应麦可和油画家邻居刘见云的工作室，需在巷子坊口向内走10多分钟直到山边后，才能找到。应麦可叹道，如今也就剩这么点地儿还能依稀找到当年的感觉。而在徐赓良阳台外，除了小溪和绿草，两座高楼正在建。应麦可心里对这种改变有些矛盾，人的层次是比以前提升了，也许能有更多发展沟通的机会，但创作环境和经济条件受到的干扰也大了，“整体艺术氛围上，这里已经不如牛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