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一百多年前,法国传教士古伯察(1813-1860)留下了一段流传甚广的见闻:1851年,也就是道光皇帝驾崩的那年,古伯察和几个朋友在一家小酒馆里碰到几个中国人,于是便想着和他们一边喝茶,一边讨论道光之死以及继承人问题,古伯察以为这件重要的事情肯定会让中国人感兴趣的。然而这些中国人根本不听他们的谈话。就在几位外国人对这种冷漠“感到恼火”时,一位有点身分的中国人从椅子上站了起来,像个家长似地把双手放在他们肩上,不无讽刺地笑着说:“听着,朋友!干吗要费力做那些无聊的推测呢?这事归大臣管,他们拿着俸禄。让他们去拿俸禄吧。别让咱们白操那份心。咱们瞎琢磨政治,岂不是傻瓜!”
早在一百多年前,法国传教士古伯察(1813-1860)留下了一段流传甚广的见闻:1851年,也就是道光皇帝驾崩的那年,古伯察和几个朋友在一家小酒馆里碰到几个中国人,于是便想着和他们一边喝茶,一边讨论道光之死以及继承人问题,古伯察以为这件重要的事情肯定会让中国人感兴趣的。然而这些中国人根本不听他们的谈话。就在几位外国人对这种冷漠“感到恼火”时,一位有点身分的中国人从椅子上站了起来,像个家长似地把双手放在他们肩上,不无讽刺地笑着说:“听着,朋友!干吗要费力做那些无聊的推测呢?这事归大臣管,他们拿着俸禄。让他们去拿俸禄吧。别让咱们白操那份心。咱们瞎琢磨政治,岂不是傻瓜!” 言下之意,国家不给我好处,我何苦为国家操心?应该说,这些具有报复性质的话语所体现的更多是臣民对君主在心理上的抛弃,是一种日常的反抗,并非完全没有道理。古今中外,胆小犬儒的国民和胆大妄为的政府总是相得益彰。然而,即便它是对的,任何一个还有点公共精神的人也并不否定:关心社会前程与国家命运,其实也是在关心每个人自己的具体的前程与命运。
时至今日,我们在表象、器物、设施方面已经有航天飞机、高铁、手机、高楼、高速公路等硬件,与发达国家相比毫不逊色,但是在人的思维、行为、习惯等软件上,总有阿Q穿西装,祥林嫂戴金项链之感,国人在服饰上虽然时髦时尚,但是内心自私狭隘,嫉妒内耗、吹牛拍马、以恶霸、流氓、奴才为荣,他们不认为自己是国家的主人,’“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更是国人信奉的人生哲学。
奴才人格的形成原因是多方面的,来自于科学知识的匮乏,家庭出身的贫贱,上升机会的缺乏,职业选择的狭窄,社会规则的不确定,弱肉强食的现实,个人命运的飘忽,内心信仰的孱弱。在法治健全、人权有充分保障、个人对自己行为的预期比较明确的社会,上述因素带给人的影响会少很多,因为在这样一个文明社会,人无论贵贱,地无分南北,大家都按照一套可以理解、可以预期的规则行事,不需要行贿也能获得同等机会和同等判决,这样的社会里,人就是自由的,不再依附于强势人物,身上的奴性自然会少很多。
随着世界潮流的发展,我们国人中间涌现出来了越来越多的具有现代公民意识的公民,他们关注社会、关注周边、关注自身、关注他人,这是一种可喜的现象。譬如网民对一些公共事件的关注,一些独立参选人的勇于实践,这些事件都意味着公民意识的觉醒,意味着更希望自己来当家做主,而不是别人代替当家做主,但是令人遗憾的是,独立参选的人“全军覆没”,网上发议论的的有的还会遇到“跨省追捕”,其实这些人并非洪水猛兽。他们往往更爱这一切,更想让这个社会向好的方向改变才会发出声音。不要以为一个国家走向现代民主社会只是政府的事,和百姓无关,恰恰相反,这个过程需要政府和百姓的共同努力,少了哪一方面都不行,最理想的方面是两方面良好配合,在步伐和速度方面协商一致。搞得不好会形成对立,演变成直接对立的冲突,老百姓会付出沉重的代价。
事实上,政府官员就是普通百姓穿上制服变成的,所以彻底根除特权的办法是老百姓的自我教育,唤起自身的人权观,启发人权意识和公民意识,进而参加捍卫自身权利的各种组织与活动。如工会、纳税人协会、社区组织、参加陪审、在各种公众场合发表意见。著名学者刘瑜说“美国之所以比别的国家成功,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普通民众不断通过自己行动出激活现有的法律制度。美国3亿人口,有数十万个公民团体和权利、行业组织,这些构成了强大的权利网络、保障了民意顺畅表达。现阶段某些地方老百姓连知情权都没有,更别妄谈要参与、监督、批评。
一言以蔽之,建成强盛国家,实现中国梦,首先是国人国民性改造的成功,多数人要成为合格的公民,自由平等的现代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