纠纷解决中的“闹式”维权

　　坊间流传着一个关于汽车的段子，以前是宁可坐在宝马车里哭，现在是不得不坐在奔驰车盖上闹。这个段子的后半部分就是指最近闹得沸沸扬扬的女奔驰车主“撒泼”维权事件。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总是会遇到各种各样的纠纷，有些纠纷可能只要说一声对不起就能解决，有些纠纷则需通过专门的或者法律的途径才能解决。女奔驰车主在购车中遇到的麻烦，肯定不是一句道歉就能解决的事情。但为什么女奔驰车主要通过一种“撒泼打滚”的非常规方式或者很不体面的方式进行维权呢？换一种说法，为什么在纠纷解决方式中“闹式”非常规方式层出不穷，而且还非常有效，而常规的法律救济方式却总是缺位或者无效？

　　在纠纷解决方式或者维权方式中，常规的法律救济并不一直都是我们会优先选择的模式。从历史的角度来看，纠纷解决的方式有很多种，比如我们生活中经常看到的和解，双方当事人通过一种协商的方式解决纠纷，无论是各自退让还是单方退让，纠纷的解决依赖于当事人的自由意志。当和解无法达成时，我们还可以引入一个第三人进行调解，这个人或者德高望重，或者势力强大，但第三方必须经过双方的同意才能介入纠纷进行调解。法律的出现，执法或者司法的公力救济出现，无论是在程序上还是在实体上都必须依法进行，人们可选择的空间比较少。但是法律救济也赋予纠纷解决结果的强制性。在现代社会中，这些纠纷解决方式都在各自的领域内发挥着功能，但是“闹式”维权并不在这些常规纠纷解决方式中，而是无视或者打破常规程序的强调“叫声大的孩子有奶吃”，通过社会关注与舆论压力维护自己的利益。

　　任何一种纠纷解决方式都需要成本，但是这个成本的计算方式却有所不同。为何人们要像女奔驰车主一样最后不得不放下体面，选择一种非常规的“闹式”维权，难道这种纠纷解决方式就不需要成本吗？维权成本的内容多种多样，包括金钱、时间或精力，但是这些都可以折算成金钱，还有一些成本是声誉上的。对于个人而言，“闹式”维权方式是最有效的，比如女奔驰车主“坐车盖上闹”之后，事情就得到了较快的解决。这种维权方式在金钱上成本最小，但是在声誉上成本很大，而且这种个人声誉成本的积累会形成一种社会成本，在社会上引起一种连锁反应，更多的人不诉诸日常的法律救济，而是寻求“闹式”维权，这对整个社会而言是一种巨大的成本。

　　法律救济在纠纷解决方式的竞争中未能胜出的原因，在于法治自身存在的困境。不是人们不愿意选择常规的法律救济，而是法律救济缺失或无效，因此女奔驰车主才会哭着说，自己是迫不得已才坐到车盖上闹。第一，立法意义上缺乏有效的法。法律多并不意味着都是良法，很多法律在保护权利方面只是具有宣示性，缺乏操作性，难以真正维护公民权利。第二，执法上的政府监管不到位。执法不严、违法不究，让公民在寻求政府出面维护权利时遭遇困难，使得很多侵犯权利的行为得不到及时处理。第三，司法成本过高与救济缓慢使得人们不愿意利用诉讼维护权利。

　　（作者系吉林大学法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