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语言不应“失声”

　　《一道圣旨》是卡夫卡的一篇著名小小说，大约写于1917年，它原本是卡夫卡的另一篇重要小说《中国长城建造时》中的一个片段。应当说，《一道圣旨》在卡夫卡全部创作中有着特殊的地位和意义，是一则“正捏着生命的痛处”的寓言，充分地体现了卡夫卡的思想及其创作特色。

　　关于这篇小小说的主题，历来众说纷纭，也为我们从法哲学角度解读开放了一定的空间。这是一个传说：皇帝在弥留之际向臣民们下了一道圣旨，身边的大臣都不知其内容，只有跪听的使者才知道。忠诚的使者在皇帝耳根复述了一遍圣旨，在皇帝确认准确无误后，就出发了，他要走出宫殿向天下传达皇帝的旨意，而且是挨家挨户一对一传达，接到皇上旨意的人，彼此之间也无交流，只管执行。由于地域广阔，如此重复，纵使千年也走不完。

　　从法哲学角度而言，作为主权者的命令，皇帝的圣旨无疑就是那个时代的最高法律。不过，作为法律表现形式与理念载体的语言，它却只是一种皇帝传达任务的隐秘内心独白，是皇帝权力意志的轻声低语呢喃，因此，这种法律的存在，既是无声的，也是孤独的。其效力实现也只能诉诸天下臣民们的道德忠诚和良知自觉。而在实践中，它的执行力所凭靠的，主要还是臣民们的内心压力、紧张和恐惧。

　　为什么使臣无法完成传达皇帝法律（旨意）的任务呢？这其中的问题关键，恐怕并不在于宫殿的繁琐和路上人员的繁杂，而在于作为其传达对象的法律（旨意）的异化和封闭——受权力、地位、威望、名誉等诸多因素影响，法律语言已经“失声”。换言之，使者所传达的已经不是法律（旨意）的内容本身，甚至主要不是法律（旨意）的内容，而是附着于法律（旨意）之上的如影随形的权力、地位、威望和名誉，戴着这么多沉重的“手铐”“脚镣”，即使用尽全力，终究无法到达。

　　法律语言必须要具有开放性，成为能够为公众了解和言说的法律。换言之，实践性交往才是法律语言的本质，作为一种关系型工具，法律语言预先设定了人们行为的边界，将权利和义务确立为司法诉求的基本规范，法律帝国的行动结构与规则系统因而得以建造。

　　毋庸置疑，法律语言一旦“失声”，它最终必将自我隐遁，法律帝国大厦也必将陷入虚无。而从历史理性的视角来看，人类从野蛮到文明、从法制到法治的法律演进过程，法律语言正经历了从“法不可知，则深不可测”向“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的革命性转变，在这一过程中，法律语言逐步打破“沉默”状态，进入真正标志人类法律文明的民主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