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份建议获最高检两次答复

　　“2014年8月，我收到最高检寄来的一份针对该建议的工作计划，征求我对开展此项工作的意见。我对这份建议提出意见后，最高检很快调整了工作思路，从加大打击危害食品安全犯罪力度上抓成效，部署开展了为期两年的危害食品药品安全犯罪专项立案监督活动。”

　　截至目前，我已经担任了31年全国人大代表，共提出代表建议1400多件，提出立法和修改法律法规议案200多件。自2002年开始，我先后7次提出制定食品安全法的议案，提出涉及食品安全方面的建议78件。引起全国人大、国务院高度重视，此建议被破格列入立法计划。通过多方征求意见，经过多次审议修改，2009年2月28日，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通过食品安全法，该法于2009年6月1日起实施。

　　建言加强食品安全领域行刑衔接

　　印象比较深的是，2014年3月我在十二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期间提出的《关于大力推进行刑衔接工作加强食品安全法制建设的建议》。

　　早在2001年5月，国务院就提出“加强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衔接，建立信息共享、沟通便捷、防范有力、查处及时的打击经济犯罪的协作机制”。特别在食品监管方面，“行刑衔接”机制是遏制以罚代刑、以罚代管、“保护伞”等问题的杀手锏。

　　其实，在维护食品安全方面，法律规定不可谓不严，监管部门不可谓不用心。但是，相关违法后果和责任承担均要以案件线索被掌握、违法事实被确认为前提。否则，行政处罚、刑事处罚及民事赔偿都是空中楼阁。由于食品药品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衔接不到位，尤其是在证据保全与使用、涉案物品的检验与认定、案件线索互相通报等方面，衔接欠佳。各地食药监局承担食品药品的日常执法检查，基于惯性思维，多以行政执法标准来搜集证据，保存现场。但行政处罚的门槛比移送起诉、定罪量刑的门槛低很多，当行政执法人员发觉行为人可能构成犯罪需要移送公安机关时，警觉的行为人极易销毁关键证据，导致犯罪事实无法认定，轻易逃避刑事处罚。因此，建立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机制，能有效避免由于行政执法人员经验不足而放纵违法的尴尬，进而有效打击食品药品领域违法犯罪行为。基于这样的调研结果，我形成了上述建议。

　　最高检两次答复令我感动

　　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将建议交由最高人民检察院承办。2014年8月，我收到最高检寄来的一份针对该建议的工作计划，征求我对开展此项工作的意见。我对这份建议提出意见后，最高检很快调整了工作思路，从加大打击危害食品安全犯罪力度上抓成效，部署开展了为期两年的“危害食品药品安全犯罪专项立案监督活动”。

　　2015年12月，最高检从完善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制度机制建设上下功夫，与国家食品药品监管总局、公安部、最高法、国务院食品安全办联合研究制定《食品药品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办法》，有效解决了食品药品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中长期存在的“发现线索难、立案监督难、监督处理难”问题。

　　“截至目前，已建议食品药品监管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线索2742件3152人，监督公安机关立案危害食品药品安全犯罪案件1414件1688人，批准逮捕818件1022人，提起公诉1058件1286人，有罪判决856件974人。在打击犯罪的同时，检察机关注重依法查办其背后的职务犯罪案件，重点查办不作为、乱作为的职务犯罪案件。2015年3月至2016年9月，共移交职务犯罪线索29件42人，立案查处危害食品药品安全犯罪背后玩忽职守、贪赃枉法的国家工作人员犯罪嫌疑人23人。”一年多的集中行动，使打击危害食品安全犯罪取得显著成效，2016年12月，最高检拿着这份成绩单，再次针对我的建议给予反馈。

　　短短两年的时间，克服了如此多的难题，人民群众的饮食安全有了实实在在的保障，最高检对待代表建议认真整改、狠抓落实的工作态度和行动，让人不能不为之由衷点赞。看到检察机关在食品安全领域取得的显著成绩，我心里特别高兴。

　　我不仅在全国人代会上积极建言献策，在山东曲阜当地也十分关注食品安全问题。2016年2月25日，我还带领山东省人大代表团到曲阜市检察院视察调研，那次调研之后，我提出关于打击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的建议。曲阜市检察院结合当地实际，迅速行动，以各派驻基层检察室为阵地，联合曲阜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集中开展了一系列打击食品药品领域犯罪活动。活动中，检察干警走进村居、企业、学校发放宣传手册2000余份，开展法治宣讲15场次，监督公安机关立案危害食品药品安全犯罪案件1件1人，批准逮捕1件2人，严厉打击了食品犯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