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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和报告文学采写中的“四力”

  “不断增强脚力、眼力、脑力、笔力,努力打造一支政治过硬、本领高强、求实创新、能打胜仗的宣传思想工作队伍。”习近平总书记对新时代新闻工作者提出明确要求,寄予殷切期待。新时代我们只有不断增强“四力”,才能更好承担起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使命任务。

 

 

 

 

 

  脚力:绝知此事要躬行

  ——解决“如何采”即素材的收集问题

  通讯和报告文学,是常见的两种文体,虽形式、特点和要求不同,但有一个共同之处:“四力”缺一不可、环环相扣,必须全面增强。对此,我的理解是:脚力解决“如何采”即素材的收集问题,眼力解决“写什么”即题材的筛选问题,脑力解决“如何写”即主题的确定问题,笔力解决“如何说”即语言的表达问题。

  具体而言,通讯要求主题鲜明、事实清楚、材料精当、角度新颖,要交待事情的来龙去脉,要有具体的时间、地点、起因、经过、结果,体现出严格的真实性、客观性和时效性。对报告文学,我的认识是它脱胎于通讯,借鉴小说的表现手法,它兼具通讯的新闻性和真实性,但更注重形象刻画和细节描写,它兼具小说的文学性和艺术性,但非虚构,是真人真事,所有的艺术加工都不能失真。

  而要做到不失真,首要的就是锤炼脚力,必须多跑、多问、多记。报告文学作家理由曾主张,写报告文学应该“六分跑,三分想,一分写”。理由这个主张,同样适用于写新闻。

  2008年10月,我在山东枣庄采访时,听说要重建台儿庄古城,眼睛一亮——台儿庄古城曾在战火中被夷为平地,犹如凤凰涅槃,用自己肉体的毁灭,换取了民族气节的永生。我决定围绕台儿庄大战和台儿庄古城的重建,写一部《台儿庄涅槃》的长篇报告文学。从那时起,我花了5年时间,实地采访、收集史料、甄别史实。

  采访过程中,台儿庄战役前夕两场事关大战成败的恶战,引起我的关注。一场是西北军庞炳勋和张自忠对垒日本第五师团的临沂阻击战;一场是川军王铭章血拼日本第十师团的滕县保卫战,王铭章将军战死沙场。但对王铭章的死因,普遍观点认为是“自戕殉国”。1938年3月22日《大公报》第二版,以《滕县之役守军死事壮烈 王铭章师长负伤后自戕》为题,刊登中央社3月21日发自徐州的报道。文中称:“王铭章师长亦腹部中弹,旋以大势已去,危城难守,即以手枪自戕,临死仍高呼中华民国万岁,抗战到底!”

  1986年拍摄的电影《血战台儿庄》,里面就表现了这一幕。直到今天,在台儿庄大战纪念馆,王铭章生平事迹介绍栏里仍写着“自戕殉国”。

  如果我的采访到此为止,也会写成“自戕殉国”。但我没有满足,在时任人民日报社四川分社社长张忠的帮助下,我辗转找到王铭章的嫡孙王德明家里。王铭章的后人,一直不认同“自戕”说。王德明告诉我,爷爷牺牲时身边的警卫副官李绍坤,晚年在四川新都度过,他见过老人几次。老人回忆说,王铭章是身中数弹、当场牺牲的。

  王铭章的遗孀叶亚华原先在台湾生活,2005年回成都定居,直到去世。她也讲述过,王铭章的血衣被带回家乡后,发现腹部位置有7个枪眼,王铭章的部下告诉她,将军是被机枪射中的。

  王德明还告诉我,拍《血战台儿庄》电影时,他们曾跟导演讨论过这个问题,说自戕与历史不符,导演对他们解释说,这属于艺术再加工。

  根据这些素材,我在描写滕县保卫战时,把王铭章之死写成“当场牺牲”,否定了“自戕殉国”的说法。

  滕县保卫战中,还有一个重要人物,滕县县长周同。滕县失陷后,外界纷传周同“坠城殉国”。《大公报》1938年3月23日第二版《滕县殉国县长周同》中写道:“昨日报载滕县县长周同,于敌陷滕县时,坠城殉国。记者日前在山东,闻路人皆盛称周君之忠勇,到滕与周君会晤,见其布衣光头,谦谨朴实,而谈论坚毅,热情奔放,绝不似官场中人。……今在此大难关头,周县长果始终与军队一致奋战,至敌军已入城,乃不得已坠城而死,其气节诚堪敬悼也。”

  后来,在许多介绍滕县保卫战的文章中,也多有对周同绘声绘色的描写:王铭章战死后,周同抚尸大哭,对身边的人说:“中国不会亡!中华民族不会亡!中国人民是不会向敌人屈服的!”说完从城上纵身一跳,以身殉国。

  周同的血性和气节让我敬仰有加,上面这段描述我也写进了滕县保卫战的章节。就在书快写成时,我无意中看到另一个材料,说1948年济南解放时,章丘县长周同被活捉,1951年在临沂病死。我心里咯噔一下:周同?这个名字不常见,会不会是同一个人?我四处找佐证材料。

  原来,滕县城失守后,周同并没有坠城殉国,而是乘乱从西城门逃到南门,躲进天主教堂里。教堂的神父敬仰他的抗日壮举,把他藏了起来,才使他躲过一劫。周同后化装成老百姓,抱着一个难民的幼儿,随难民混出城。

  逃出滕县后,周同病倒,幸遇中共地下党员马奉莪。马奉莪知道周同抗战决心大,遂热心地帮他治病,并动员他留下继续抗日。但周同自认是国民政府官员,予以拒绝。不过,这引起周同同僚的忌恨,向国民党山东省主席沈鸿烈密告他通共。

  周同为自保,于1940年7月公开反共,逮捕了曾帮他治过病的朋友马奉莪,次年2月又残忍地活埋了马奉莪。周同还蓄意制造摩擦,攻击地方抗日武装,抓了二三十名抗日战士,从此与共产党和八路军结仇,其抗日热情也日渐消沉。日本投降后,周同担任章丘实验县县长,一年后辞职赋闲,住在济南,直到被解放军活捉。我把这些情况整理出来,专门写了一节《不同周同》,加在滕县保卫战的章节最后。

  《台儿庄涅槃》一书出版后,分社微信公号东岳客连载。山东省委宣传部电影处干部颜东升,从微信里看到这段内容后,特地找到我,说他爷爷是同马奉莪一起革命的,对周同很熟悉,曾对家人详细讲过周同的情况。见别人只讲周同是抗战英雄,不提甚至不知道他对共产党犯有血案,他们家一直都很不满。我是第一个说公道话的人。为此,他特地买了我的《台儿庄涅槃》,请我签名。

 

  去年底,我采写泰山挑山工时,也有一段插曲。泰安媒体报道中有个女挑山工叫“范荣英”,泰山景区管委会的书里也提到“范荣英”,我便请居委会主任领我去找她。当面一问,老人说她不叫范荣英,叫范英荣。居委会主任不好意思地说,平时只叫老人“婶”或“姨”,从不叫姓名。范英荣老人说起当年挑山工的“五朵金花”,肯定地说,另外四个人都死了,只剩她了。

  回到济南构思文章时,我对“五朵金花”很感兴趣,想单独写一节。如果没有此前采访遇到的“乌龙”,我也许就按范英荣说的,写成她是“唯一健在者”。但遭遇过“乌龙”后心里总不踏实:另外四人万一还有人健在呢?再次赴泰安,费尽周折,辗转打听,终于确认:除了一个已去世多年,另一个重病卧床,另外两位都健在!最终,三位十多年未见、互相不知生死的老姐妹,终于坐在一起,相拥而泣。我长吁一口气,惊出一身汗:险些酿成大错!

  陆游有首教子诗里写道:“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意思是说,从书本上得来的知识,毕竟是不够完善的;如果想要深入理解其中道理,必须亲自实践才行。我们做新闻也有句行话,“脚板底下出新闻”,我想,只有多深入基层、深入群众、深入调研,才能挖掘出更多沾泥土、冒热气、带露珠的鲜活材料,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才能写出接地气、通人情、达民意的走心作品。很多情况下,事实真相需要我们的脚力去还原。

  眼力:世事洞明皆学问

  ——解决“写什么”即题材的筛选问题

  《红楼梦》第五回里,有这样一副对联,“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这“世事洞明”说的是,对人世间的各种事情,都看得透彻明白。这是很高的境界,非常人能及。新闻价值的判断,与记者的眼力密切相关。如果记者在观察、分析、判断问题时,能有这样高超的洞察力,在平凡生活中慧眼识珠,以独特视角挖掘新意,岂不处处皆新闻?

  有一次,山东省科技厅一位副厅长告诉我,某人有项新发明,用蟑螂处理餐厨垃圾,建议我去采访。我嘴上敷衍,心里哂笑:嘁!用蟑螂处理垃圾?天方夜谭!

  两年后,这位副厅长见我没动静,又提起这事,说那人了不得,养殖蟑螂已达上百吨,一天能吃掉十多吨垃圾!

  我吃了一惊,急急赶去。养殖场像车间,蟑螂被封闭在黑暗中。用手电一照,黑压压,密麻麻,仿佛千军万马。发明者李延荣,年龄比我略大。他养的蟑螂,能将餐厨垃圾吃干榨尽,蟑螂烘干磨粉拌入饲料后,还能完全替代抗生素。

  一组数据让我震惊:2015年,我国城市生活垃圾1.856亿吨,如果用载重2.5吨的卡车运输,卡车首尾相连,长度近50.4万公里,能绕赤道12圈。家庭餐厨垃圾无法统计,仅餐馆食堂产生的餐厨垃圾,一年就有6000万吨,因含水量高,无法焚烧,只能填埋。而垃圾处理不当,既占用土地,污染水体、大气、土壤,危害农业生态,也影响环境卫生,传播疾病,危害生态系统,攸关一国生存和发展。

  我对这件事跟踪采访半年,心中一个个问号被拉直,坐不住了:这项发明若能推广,无论是在生态治理领域,还是食品安全领域,都将引发一场革命!我采写的短篇报告文学《驯虫记》在人民日报见报后,媒体纷至沓来,“蟑螂大王”李延荣成了公众人物,我默默退到圈外,开始检讨自己。

  有人定义,90%的人不知道、不理解、不认可、不接受的事物,才是新生事物。马云说,很多人输就输在对于新兴事物看不见、看不起、看不懂。反观自己,对蟑螂处理垃圾的认知,起初也是看不见、看不起、看不懂,因无知而傲慢,态度可憎,幸好迷途知返,将功补过。

  这个世界不是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目光冷漠,看到的是灰霾。目光热切,才能见彩虹。只有善于发现,以“春江水暖鸭先知”的灵敏,在“乱花渐欲迷人眼”中保持清醒,方有“蓦然回首”的惊喜。而这种善于发现问题、迅速捕捉亮点、精准抓住要害的眼力,绝非一朝一夕就能炼成,它需要我们做有心人,耐住寂寞,持之以恒,集腋成裘、积沙成塔。

 

  脑力:吹尽狂沙始到金

  ——解决“如何写”即主题的把握问题

  脑力和眼力相辅相成:眼力是观察,脑力是思考;眼力是判断,脑力是分析。刘禹锡的《浪淘沙》里有这么两句:“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要增强脑力,必须具备这种千淘万漉、求真务实的精神。

  2014年9月6日,我接到报社采访任务,去西藏采写援藏博士夫妻马新明、孙伶伶事迹。随即和区委宣传部联系。对方告诉我,9月8日是中秋节,中央媒体9月10日进藏,让我同期进藏。我想,集体采访效率不高,一定要抢这个时间差,尽可能与马新明单独接触。

  9月8日上午我从济南启程,下午抵拉萨。宣传部相关负责人很惊讶:我们正准备材料呢,现在手头什么也没有。一问马新明书记的日程,也说很忙,这几天不接受采访。

  我没有气馁,辗转联系到马新明本人,当天下午如愿在北京援藏干部住处见到了他:院子里摆满桌子,密密麻麻坐满了人。马新明介绍说,八一篮球队和北京篮球队进藏交流慰问,今天是中秋节,他把北京所有的援藏干部、支教老师、志愿者都请来了,共200多人,摆了20多桌,一起过节赏月。

  马新明确实忙。当晚活动结束已是深夜。听说他明后天工作也安排得满满当当,我诚恳地说:“从明天起,我跟着你,你照常工作,把我当成影子。”

  随后两天,我与他同吃同行,如影随形,静静地看,默默地听,连本子也没带,别人以为我是工作人员。白天没机会单独聊,就在晚上10点之后,在他们家聊至深夜。

  两天后,其他媒体进藏,集体采访开始,宣传部门准备了厚厚一沓材料。但我已对材料失去兴趣,甚至连书籍的塑封纸也没拆。别的记者拿到材料后,很快就埋头写稿,我却陷入苦恼,迟迟没有动笔。

  写人物,必须写出自己的感动,先打动作者,才能打动读者,但如何写出心中的感动?

  我们从初学新闻时就被告知,新闻要客观陈述,忌讳把自己摆进去。常规通讯大多以第三人称行文。这种写法犹如隔岸观景,虽能看到它的恢弘气势,却看不到它的九曲回廊。气势恢弘能使人血脉贲张,却无法让人潸然泪下。动情之处,往往藏在曲径通幽处。这个“幽”,就是柔软的内心。

  如何让读者身临其境、产生共鸣?我想到了报告文学。报告文学可以把作者摆进去,犹如一叶扁舟,能载着你划到对岸,让你融入美景之中。

  但是,写新闻报道必须体现新闻特性,在新闻版登一篇报告文学有点不伦不类。于是,我又想到日记体,把日记体与报告文学嫁接,用日记体的“现在进行时”,装进主人公事迹的“过去时”。

  当我理清思路时,已是9月13日深夜。9月14日凌晨3点,我强迫自己起床,一边吸着氧气,一边打开电脑。根据要求,人民日报发两篇通讯、一篇短评,并配图片。按常规要求,每篇通讯不超过2500字。

  开始,我还字斟句酌。进入角色后,直写得泪眼模糊,控制不住,越写越长。我索性放纵自己,任情感在键盘上一泻千里。

  以前,我只知道,高原上体力活动会气喘。这回,我惊讶地发现,脑力劳动也会导致缺氧。经常写着写着,气就不够用了,大脑会迟钝,连简单的字也忘了,有时只好停下来,闭着眼,吸会儿氧气再写。当我敲下《因为爱,所以爱》最后一个句号后,一查字数吓了一跳:12000字。我知道肯定不行,下狠心删掉一个章节,将全文压缩至9500字。

  此时我打开窗帘,惊讶地发现,外面天色已暗,一看时间,已是晚上9点半,为了写这篇稿子,我居然在电脑前枯坐了18个小时,甚至忘记了吃午饭晚饭。

  饿肚子还是小事儿,我的心里又开始打鼓:这对夫妻是总书记批示的典型,我竟然把自己摆进去,编辑部会不会说我喧宾夺主、沽名钓誉?这种写法有没有犯新闻之忌?如果真的被枪毙,岂不是在报社落下笑柄?思前想后,我一咬牙,还是决定冒一次险,把稿子传回编辑部。

  时任人民日报社副总编辑阎晓明提出修改意见:《因为爱,所以爱》太长,让我压缩成4000字。这与2500字的常规字数相比,已经很关照了。我坚持不压缩,提出折衷意见:按章节分成上、下两篇。领导表示同意,把稿子签发给了总编室。

  当天晚上,时任总编室副主任胡果给我打电话,激动地说:我一口气读完全文,热泪盈眶,向你表示敬意!经请示杨社长和李总,决定发一个版。

  见报当天,当我从网上看到版面时,感慨万端。一篇稿子,从传到编辑部,到见诸报端,要过很多关口。任何一个环节如果按章办事,或删或毙,都无可厚非,我从此会循规蹈矩,不再越雷池。恰恰是从编辑到社领导的一路包容甚至迁就,才使我的心血得以结晶,使我的情感得以宣泄,让我从此张开创新的翅膀。同时,也让我再次感受到人民日报积极探索的勇气和从善如流的胸怀。

  文无定法,见智见仁。《因为爱,所以爱》的写法,仅是我之陋见,未必是最佳选择,也不值得别人效仿。如果要说体会,只有粗浅一点:人物报道,要融入主人公的内心世界,触摸最感动自己的地方,运用最合适的表现手法;选择表现手法时,不要墨守成规、机械套用模式,要有创新意识,勇于突破窠臼,做到千人千面。而要做到这一点,尤其需要“脑力”的投入,需要刘禹锡《浪淘沙》里提到的那种千淘万漉、求真务实的精神。

  作为党报新闻工作者,我们的脑力该朝哪个方面努力?我的理解是:弘扬正气,鞭挞时弊。把握时代脉搏,反映时代精神,树立时代风气,引领时代风尚,让读者感受温暖、看到光亮、汲取力量、树立信仰、明确方向。

  具体而言,我认为无论通讯抑或报告文学,都要有“人气”。所谓“人气”,就是人性光辉。通讯和报告文学在叙事过程中,应着力刻画人物形象,让人物见动作、出声音、显性格、亮思想,有血有肉,栩栩如生,呼之欲出。要把人性中最精彩、最感人之处展现出来,打动读者,引发共鸣。这一点,同小说既异曲同工,又各有千秋。正如《基希及其报告文学》的作者T·巴克所说的:在小说里,人生是反映在人物的意识上;在报告文学里,人生却反映在报告者的意识上。

  笔力:看似寻常最奇崛

  ——解决“如何说”即语言的表达问题

  笔力是指语言文字的表现力。好笔力,能有效增强文章的感染力、穿透力。

  文章千万篇,不外乎三种:记叙文、说明文、议论文。不同文体对语言的要求各不相同。总体来说,记叙文要求生动、形象,富有表现力;说明文要求准确、简洁,富有传播力;议论文要求准确、鲜明,富有概括力。新闻和报告文学都属于记叙文,其语言构成,主要包括五类:叙述、描写、对话、抒情、议论,其中最常用的是叙述。这五类语言的要求,又各不相同,叙述重在客观化,描写重在细节化,对话重在个性化,抒情重在情感化,议论重在深刻化。

  新闻和文学虽同属记叙文,但对语言的要求不同。我的理解是,新闻语言侧重概括性叙述,简称“概述”,特点是简明扼要;文学语言侧重于描写性叙述,简称“描述”,特点是生动形象。假如记者能综合运用这两种语言,就能使作品既简洁又生动。

  通过一次次报道经历,我越来越感受到,中国文字博大精深,同样一件事,用什么语言表述、报道,效果大相径庭。有的简笔勾勒,有的浓墨重彩;有的激情澎湃,有的体物入微;有的直抒胸臆,有的含蓄委婉。每位文学大家,都有自己鲜明的语言风格。比如,鲁迅的深邃犀利、凝练幽默,巴金的热烈明快、平白率真,茅盾的细腻奔放、生动朴实,老舍的清浅俗白、淡雅京韵,其中不少描写看似平常,但仔细品味,于平淡中见奇特,于明快中见隽永,都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这正应了那句话,“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

  好的笔力,凝练在语言的表达形态上,我把它比作人在不同年龄段的步伐:老年人身子带腿,步伐迟缓沉滞;壮年人腿带身子,大步流星,步伐刚劲有力;青少年全身灵动,蹦蹦跳跳。

  笔力差的,拖泥带水,艰涩枯燥,好比老年人步伐;笔力好的,行云流水,流畅稳健,好比壮年人步伐。人民日报记者的表达水平,大多能达到“壮年人步伐”的程度,这也是新闻语言的理想形态。但我觉得,通讯和报告文学的语言表达,还应努力追求第三种形态,即“青少年步伐”:清新明快、灵动活泼、精练隽永、筋道耐嚼,让报道富有张力、弹性和韵律。(原载“金台新声”微信公众号)

  山东分社 徐锦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