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媒体的国际报道中，“双重标准”随处可见。导致这一现象的因素错综复杂，深入分析则可以概括为如下三个原因：一是与美国立国之基的两种相反的思潮有关；二是与美国的国际战略有关；三是与美国媒体自身的变化有关。
美国媒体国际报道“双重标准"的背后
□ 刘 雯 刘笑盈
近年来，美国媒体在国际新闻报道中频繁采取“双重标准”的现象格外引人注意。2018年5月，在委内瑞拉总统大选中，马杜罗成功实现连任，美国媒体开始大肆渲染马杜罗连任后将面临严峻的内政和外交问题，批评马杜罗过去6年在应对衰退方面的表现乏善可陈。今年1月23日，随着委内瑞拉国内对马杜罗大规模抗议事件的升级，美国总统特朗普公开发表声明，承认反对派领导人瓜伊多为委内瑞拉“临时总统”，CNN、《纽约时报》等美国媒体在报道此事时，也公然将瓜伊多称为“代理总统”。与此形成列比的是，2018年11月起，以“黄背心”为标志的民众抗议示威活动席卷法国，在12月8日第四次暴乱发生后，法国政府派出9万名警察用催泪瓦斯和高压水枪等手段对民众进行镇压。事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推特对法国政府的镇压表示“庆祝”。美国媒体也在报道中直接引用法国官方声明，称这场暴动是无法容忍的，事态的控制要归功于警方。
事实上，法国和委内瑞拉的动乱具有相似之处--都是因经济陷入困境、失业率居高不下、民众不满造成的。但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媒体在支持委内瑞拉的反对派瓜伊多的同时，却对法国政府镇压民众示威活动的行为表示认同。类似的情况，截然不同的报道态度，美国媒体的“双重标准”令人侧目。
美国媒体国际报道的“双重标准”
中国对美国媒体国际新闻报道的“双重标准”记忆深刻。2018年12月1日，华为副董事长孟晚舟在加拿大被扣留，一向喜欢对他国人权状况指手画脚的《华尔街日报》《纽约时报》等美国主流媒体却纷纷为加拿大的行为大加辩护，对加方缺少证据、不符合法律程序等事实刻意视而不见。
更早的例子，是美国媒体关于2014年3月1日昆明火车站暴力恐怖事件的不实报道。关于事发过程的口述、文字、图片和视频记录，都昭示了这是一次针对平民的无差别的屠杀，可以清晰无疑地确定为恐怖袭击。然而，美国媒体对事件报道所采取的措辞，却对受众进行“错误引导”，明显带有偏见。首当其冲的就是CNN，其网站上最初的报道将此事定性为“持刀砍杀”(Knife-wielding)，对标题上的“恐怖分子”一词也打上了引号。在袭击第三日，中国几大官方媒体都发文严厉声讨西方媒体的“双重标准”，绝大多数中国网友也对西方媒体的表现极为不满。后来CNN修改了措辞，去掉了引号，但将“恐怖分子”改称为“攻击者”(Assailants)，美国许多主要媒体也做了如此处理。其实，昆明恐怖袭击从某种意义上看，是比“9·11”性质更为恶劣的事件：基地组织的袭击针对的是世贸双子塔和五角大楼这样的特定目标，但昆明火车站却是没有任何象征意义的“无差别屠杀”。
事实上，美国媒体国际新闻报道的“双重标准”，针对的不仅仅是敌对国家和包括中国在内的第三世界国家，对欧洲国家甚至是日本和澳大利亚等盟友国家也常常使用。近年来，美国和日本之间贸易摩擦不断，美国向日本施压要求进一步开放市场，认为日本国内市场封闭、日本政府与消费者倾向于购买本国产品，导致美国企业难以在日美贸易中获利。此外，美国还要求英国和欧盟国家开放市场、打破关税壁垒，实现“更公平、更平衡”的贸易。在要求他国打开市场的同时，美国却实行贸易保护主义，其主要媒体列特朗普政府的贸易政策大加赞赏，称“Trump is Right”，对其所奉行的贸易“双重标准”避而不谈。
美国媒体是“双重标准”不折不扣的坚持者和践行者，不仅仅在传统国际事务领域，在虚拟的网络世界亦是如此。有英国媒体曝光，美国国土安全部通过搜索一些关键词汇和短语，例如“恐怖主义”“运动”“墨西哥”等敏感字眼，甚至“猪肉”“桥梁”“龙卷风”等用语，对网络媒体及社交网站进行监控。然而，美国一刻也没有忘记在世界上“推广互联网自由”，在网络自由的问题上，实行着对外和对内截然不同的“双重标准”。一面对内进行监管，一面要求其他国家提供不受约束和限制的“互联网自由”，并以此作为外交施压和谋求霸权的工具。《纽约时报》也曾报道，美国政府斥巨资帮助伊朗、叙利亚等国的反对派搭设不受干扰的“地下互联网”，以帮助其避开网络封锁和监控，实现彼此之间以及与外部世界的“自由联络”。然而，美国国内的“网络自由”则被媒体忽视，显示了美国媒体一贯奉行的“双重标准”在互联网世界也一点没有打折扣，反而更加明显。
什么是“双重标准”？用最通俗的话进行解释，就是说一套做一套，同样的事务使用不同的处理方式和评价标准，或者根据自己的需要随意转换标准。如果说美国媒体在报道本国事件或与自身利益不相关的事件时，还能够做到遵循新闻传播规律，秉持客观性与公正性原则，而一旦报道关涉自身利益，尤其是当这些事件发生在其他国家时，美国媒体的报道就会带有明显的偏见，将真实、客观和公正等报道原则都当成了“摆设”。
在美国媒体的国际报道中，“双重标准”随处可见。比如在贸易司题上，美国媒体一面大肆鼓吹公平贸易和自由市场原则，指责其他国家封闭市场；一面在美国政府对他国进入美国市场的产品提高关税时表示支持，声称美国虽然追求自由贸易，但是“公平贸易也很重要”。
比如在人权问题上，在刚刚发布的《2018年美国人权报告》中，美国一面继续充当“全球人权领导者”的角色，将中国、俄罗斯、朝鲜等国列为“不稳定力量”；一面罔顾自己劣迹斑斑的人权纪录：种族主义、宗教歧视、贫富分化和教育不公、网络监控侵犯隐私、对他国的军事侵略等。美国主要媒体如《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等，也常在报道中一面借人权问题对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进行批评和指责，一面却寻找借口和理由为美国严重的国内问题和践踏他国人权的行为辩护。又比如在反恐、世界环境保护、全球核扩散等问题上，美国媒体的“双重标准”也随处可见。
媒体国际报道”双重标准“的背后
美国媒体是最得意其客观公正的报道理念的。美联社总经理肯特·库珀曾无比自豪地说：“新闻客观性理念发轫于美国，奉献于全世界。”美联社驻华盛顿的第一位记者劳伦斯·高布莱特于1862年在国会作证时说过的话，充分表达了早期美联社客观报道的立场，也是美联社新闻报道的经典原则。当时，劳伦斯·高布莱特声称：“我的工作就是传播事实；我得到的指示不允许我对报道的事件加以评论；我的报道发送给持各种政治立场的报纸。因此我必须约束自己，只写我认为正当的新闻，并且尽量努力做到如实和公平。”美国新闻社会学家迈克尔·舒德森在《发掘新闻：美国报业的社会史》一书中也说，“客观性是美国新闻业的象征”，“客观性就是美国新闻业的精神所在”。在美国新闻业发展过程中，“客观性”被视为最重要的职业价值观，是一种新闻的“意识形态”，是美国媒体一直追求的理想。那么，美国媒体在进行国际报道时，为何抛弃了客观性原则，而不断采用“双重标准”呢?
导致这一现象的因素错综复杂，深入分析则可以概括为如下三个原因：一是与美国立国之基的两种相反的思潮有关；二是与美国的国际战略有关；三是与美国媒体自身的变化有关。
首先，立国之初，“天赋命运”和“美国例外论”这两种价值观就影响着美国的内政外交。正如布鲁诺在批评“地心说”时曾经说，上帝系错了第一颗纽扣，以后就会一直错下去。美国的二律背反也是从“系错第一颗扣子”开始的。“天赋命运”认为美国受上帝委托，对人类自身命运和社会发展负有特殊的使命和责任，因此常用自身的是非标准来衡量其他国家的价值和行为。“美国例外论”则认为美国在各方面都不同于世界上的其它国家，美国的所作所为都是明智的，因此有义务和责任将美国式的自由民主等价值观与意识形态推广到世界各地。同样，美国媒体的二律背反也是从美国获得话语权的时期就开始了，二战后实力强大的美国加入世界思想与文化市场，标志着国际软实力的变迁与话语权的转移。不过，美国在这一过程中也面临着许多障碍，其中最主要的问题就是美国观念所隐含的内在矛盾：“自我圣化”和“拥有私利”的冲突。正如美国历史学家小阿瑟·施莱辛格所说：“救世主义是一种虚幻，没有一个国家是神圣的和独特的，美国像每个国家一样，有真正的和虚幻的利益，有大方的和自私的考虑，有崇高的和卑鄙的动机。”。信奉现实主义的美国，在“天赋命运”和“美国例外”论之下隐藏了“美国优先”的“私货”，造成了美国“自我圣化”与国家利益之间不可调和的深层矛盾，在美国成为“独霸”后，这种冲突就更加明显。
其次，与美国“硬扩张”和“软拓展”相结合的国际战略有关。“硬扩张”，是依靠自身的军事和经济等硬实力，通过军事打击、武力胁迫、经济制裁等手段，实现和扩展霸权；“软拓展”则是借助自身的意识形态及国际影响等软实力，通过签订条约、确立标准、构建机制、提供援助、扩大宣传、施加意识形态影响等维护和巩固国家利益。这两种战略分别受到现实主义与自由主义两大思想流派的影响。
现实主义强调国家的实力及其转变，在对外战略和政策上偏重于运用硬实力，通过遏制、威慑、保持力量平衡等手段来构建世界秩序。自由主义则强调开放贸易、推行民主和多边机制的重要性，主张建立以开放经济为基础、构建以规则为基础的世界秩序。美国全球霸权的实现，既重视硬实力，也重视软拓展。可以说，美国的全球战略是个复杂的混合体，两种方式交替使用，不同时期各有侧重，两种手段难以完全分开。即使是同一届政府，也常两手并用或交替使用，根据不同问题和不同条件做出灵活调整。而美国媒体国际报道的“双重标准”，也往往是与美国政府的不同战略“共舞”的结果。
最后，与美国媒体自身矛盾及其当代变化有关。在美国的宪法修正案中两次谈到言论自由时，就隐含了公共权利与商业权利的潜在矛盾。随后新闻专业主义与媒体商业化运作之间的矛盾，一直就是存在于美国传媒体系中的一个固有缺陷，被称为“资本主义带来的必然的副产品”。近年来，随着媒体资本化愈演愈烈，新闻媒体越来越成为“商业企业”，从公共舆论的引导者变成了“新闻贩卖商”。为了吸引受众，媒体在报道中不断抛弃真实性、客观性等传统价值观，向受众兜售带有观点的新闻和娱乐化新闻。具体到国际报道领域，由于消息源获取难度大、报道成本高而国内受众的关注程度较低，成了被忽视的领域。同时，很多媒体为了追求“政治正确”和商业利益，又会高举着“国际道义”和“国家利益”的旗帜，迎合或煽动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在轻易接受官方单方面说辞的同时，报道中不断出现“偏见”“失真”和刻意“误读”等问题，表现出了“双重标准”。
媒体国际报“双重标准”的后果
美国媒体在对待他国事务时表现出采的“傲慢与偏见”，令许多国家极为不满。
中国政府和民众坚决反对美国媒体的“双重标准”。今年3月13日，美国国务院发布了《2018年国别人权报告》。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报告发布会上再次对中国指手画脚，声称中国侵犯人权的做法“无人能及”。美国媒体在报道时，也常常将发生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各领域的新闻事件都与人权问题扯上关系，站在“道义”的高度对中国进行无证据的批评。而对于美国的指责，我国外交部新闻发言人耿爽在3月18日的例行记者会上用事实作出了强硬回击：“中国人权状况怎么样，中国人民最有发言权，国际社会大多数成员对此有目共睹。……一个已经退出人权理事会、自身人权纪录劣迹斑斑的国家，却年复一年对其他国家的人权状况指手画脚、说三道四。这个国家自我感觉未免太好了。”
美国媒体在国际报道中的“双重标准”也引起了其他一些国家的不满。例如在核不扩散问题上，美国一方面通过制裁不断向伊朗施压，要求停止发展核能力；同时却默认以色列拥有核武器。美国还为印度核问题提供了难以自圆其说的解释，称印度是通过“合法途径”拥有核武器的。在核扩散这种关乎人类安全的重大问题上，美国媒体也因为“政治正确”和商业利益驱使，表现出不客观的态度，与美国政府站在一起，奉行“双重标准”。一位澳大利亚学者在《美国媒体正失去公信力》一文中说，半岛电视台能迅速占领中东，与西方媒体的偏见有关，他引用中东问题专家拉米·扈利的话说：“任何对大多数美国媒体在报道伊朗局势时的职业行为进行的公正评估，都将发现其有相当多的缺陷，而且极为主观，主观到我会说美国主流媒体对伊朗的报道是职业犯罪。”
美国政府和美国媒体的“双重标准”还引起了国际舆论的强烈批评。例如，针对美国政府及媒体认为华为和中兴公司对美国的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的指控，英国《金融时报》就发表文章，批评这样的做法“就像是找个托词来排挤中国的竞争对手”，一方面在全球范围宣扬经济自由主义，另一方面却又带头阻挠其他国家有竞争力的企业发挥优势，实行贸易保护主义。再如，近年来，美国屡屡派舰船闯入中国南海，却将中国合理的增强防御指责为“南海军事化”，《纽约时报》等美国媒体纷纷辩称美国舰船在公海拥有航行自由，却故意忽略其靠近和侦察中方舰船的意图。对于此种逻辑，新加坡《海峡时报》一篇评论文章这样指责：“美国的底线是什么?强权即公理。”又如，在美国弗格森的警察开枪击毙黑人学生案发生后，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哈夫在回应各国记者对此事的关注时辩称，“发生在弗格森的事件属于美国内政”，暗示他国无权干政。实际上，这事件折射出美国严重的种族歧视、社会不公和贫富差距的问题，俄罗斯《观点报》对此评论称，弗格森事件暴露出两个问题：一是美国对自己和他国采用“双重标准”，二是美国社会种族关系的真实现状。
随着全球秩序的改变、传播技术的发展和世界媒体市场的繁荣，各国民众接触信息更加便捷，信息更新速度越来越快，他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会阅读”。而美国媒体在报道国际事务时使用“双重标准”，必然会导致其公信力大幅下跌，令各国受众对其真实性与客观性失去信任，转而寻找其他的声音。而美国媒体的影响力下降，又必然在一定程度上导致美国话语权受损、软实力下降。例如，今年3月10日，埃塞俄比亚航空的737 MAx8飞机失事后，包括中国在内的多个国家对该飞机发出禁飞令，美国波音公司遭遇了前所未有的信任危机。这场全球范围内对航空安全的拷问，很快演变成了对美国“领导力”的挑战。波音事件反映出美国制造业的衰退、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缺乏透明度以及突发事件后反应能力差等诸多问题。美国媒体在事件发生后的表现也令人质疑，5个月的时间里连续两架波音737 MAX飞机坠毁，但美国媒体几乎没有对波音公司进行质疑和调查，而对事故原因的追究也比2011年中国动车事故中对中国高铁安全的海啸般质疑温和得多。彭博社甚至还将中国率先发出禁飞令形容为“中国发起的全球对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的‘背叛’”。美国政府和美国媒体列波音事件的反应再次暴露出“双重标准”的问题，引起很多国家和民众的不满和不信任，甚至有媒体将此事视为美国领导力衰退的“拐点”。
出路何在？尊重他国声音，放弃“双重标准”
当今世界多极化趋势发展难以阻挡。美国虽仍在军事、经济和科技等领域保持着领先地位，但地位在动摇，越来越多的国家对美国“一超”变“一霸”的傲慢表示不满，也不再容忍美国媒体在报道国际事务时的扭曲和偏见。随着半岛电视台、今日俄罗斯、南方电视、中国国际电视台(CGTN)等非西方国家媒体的崛起以及越来越多的国家致力于打造关注国际事务的具有独立性和公信力的媒体，全球意见市场开始真正出现了“多种声音”，世界信息传播秩序也日益呈现出新的格局和面貌。
近日，盖洛普一项针对全球134个国家的最新民调显示，2018年各地民众对中国全球领导力的支持率为34％，而美国则为31％，落后于中国。盖洛普的报告中写道：全球软实力格局在不断变化，美国必须要消除来自其他国家包括伙伴和盟国在一些问题上的疑虑，尤其是在做出承诺后不断摇摆(如各种各样的“退群”)，否则其将越来越难以应对全球领导力下滑的影响。
一边在讲究“政治正确”，一边在报道中对别国内政“指手画脚”；一边举着“民主”“自由”“正义”的大旗，一边在报道中支持美国政府的贸易保护和侵略行为。如此下去，美国媒体只会在全球范围内遭遇越来越强的反作用力。是时候了，美国媒体应学会尊重其他国家、真正放弃“双重标准”。
（作者刘雯系中国传媒大学艺术研究院博士后；刘笑盈系中国传媒大学传播研究院教授，原载《新闻战线》2015年第5期）